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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夾。我拿起片豔紙寫我的偉大的小說，門一響我就用其他卷宗把小說草稿紙蓋上。我覺得我的神色有點不自然，說話有點魂不守舍，希望結束談話，越快越好，我有點不合群，起碼與過去不太一樣，我無法判斷旁人的反映。

只是在動筆以後才知道寫一部書有多麼偉大、艱難、捉襟見肘、黔驢技窮、殫精竭慮、左右為難、進退失據。你要考慮人物，你要考慮人物間的關係。你要考慮事件。你要考慮天氣、場景、背景、道具、聲響、樹木、花草、蟲魚，日光和月光，朝霞和夕照，一年四季，悲歡離合，生老病死，是非功過……你是在創造一個世界，你成了你的世界的上帝。

（後來到了1958年，是敬愛的吳伯蕭老師寫了一篇文章，不點名地批判了“作家上帝”論，因為我的交代材料裡坦白了這個思想。）

而你只有1米68的身高，50多公斤的體重，營養不良發育不良的身軀，19歲的年齡，18級的待遇，高中一年級肄業的學歷，300字報道、800字短文的發表積累……事業總是那麼偉大，文學總是那麼崇高，革命總是那麼無私，感情總是那麼火熱，而從事這一切的你總是那麼涉渺小乃至於卑微！

而且你東想西想，一分鐘一個主意，你徘徊猶豫，時刻站在十字路口。任何一段都有幾十種上百種可能的選擇，每一句話都有幾十種上百種說法，每一個標點符號你也可以想上一次兩次八次十八次。文學的自由使你變成了自由落體，落到了太空之中，什麼都可能，什麼都可以選擇，什麼都有可能成功，什麼也都有可能不靈……這是多麼恐怖，多麼傷神撕肺！

你沒有經驗。你從來不讀指導寫作的書。你很少讀文學月刊與新出的書。比你小兩歲的劉紹棠已經名聲大噪，緊隨其後的叢維熙已經嶄露頭角。你佩服感動得五體投地的邵燕祥已經巍然矗立。“在滿天的繁星中我尋找著你，我凝視著你，你知道嗎？”，“一隻歌吹得小河漲水，一隻歌吹得彩虹出現”，燕祥的《地球對著火星說》與《蘆笛》已經寫入了我的心，寫出了我的夢，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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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苦難與昇華（2）

我的最最要命的失眠症又光顧了，我經歷的是光明的進擊，但也是一場真正的精神危機，我為寫作的可能的成功前景而躁狂，為寫作可能的以徹底失敗而告終而焦慮，為每陣風雨，每個聲響，每個色彩，每個細節的觸動而過敏，為每個失誤，每個彆扭，每個不勝其難其苦的畏難心理而悲傷。所有我曾經多次分析過批判過的“思想意識”毛病：患得患失，個人英雄主義，夢想一鳴驚人，不踏實，不甘心當螺絲釘，名利思想，自以為是，孤芳自賞，孤家寡人，脫離群眾……都向我撲上來了，我變得脆弱了，病態了。

我寫作的舉動至少有點彆彆扭扭，有點影響我的和領導和群眾的關係，影響我的“進步”。1954或1955年，一批我這個級別的幹部都提了一級，然而，沒有我的事。當然。

畢竟我在寫，白紙上寫下了黑字，寫下了記憶和心緒，思想和夢幻，寫下了詩意和柔情，編織著過往的和可能的一個個最珍貴的日子，歲月留痕，友誼長在，時代交響，一份自己的與偉大祖國偉大時代的見證將有可能完成和保持下來，年齡並沒有徒增，乾飯並沒有白噇，頭腦並沒有白長，聰明並沒有浪費，勞動能夠開花也能夠結果。

我的寫作初稿越來越接近完成，我漸漸透露出了風聲，我給幾個要好的中學團委書記朗讀我的初稿，我受到了一些讚揚，但也有人向上反映我的某些神經質的表現，我受到了團市委辦公室一位負責同志的一點批評。

但我越來越破釜沉舟。我甚至想，如果我的小說成功，也許我能夠被選派參加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操辦的世界青年聯歡節，去一趟，經過一趟蘇聯，這輩子也不算白活。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了，我寫過一首詩叫做《斯大林還會回來》。我常常流著淚唱“陽光普照美麗的祖國原野，原野成為光明的地方，我們編了一首美麗的歌曲，來把摯友和領袖歌唱……”這詞也是蘇爾科夫寫的，他擔任蘇聯作協的第一書記，法捷耶夫是主席。

我開始讀一些談寫作的文章了，我記住了蕭殷講的“從生活出發”。我看到曾經擔任夏伯陽的政委的富爾曼諾夫在寫作日記裡說什麼成名的想法使他瘋狂，我也深有同感，同時感到寫作需要非常堅強的神經，它的風險和機會都是太超常了。

是福還是禍？我似乎已經走上了寫作的不歸之路。在契訶夫劇本《海鷗》里老作家特里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