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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齊國,愈是往東,就愈是遠離西周的文化,愈是一派夷地風光。而孔子是一直要恢復周禮的,他的東行,等於是離心中的那個周禮越來越遠,而離無可奈何的悲傷卻是越來越近了。
可是面對奢華的物質,特別是以盛大的韶樂演奏為代表的東方藝術,孔子又不能不為之所動。在這道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屏障面前,多思的孔子似乎沒有繼續東行的決心了。他有一句流佈甚廣的名言,即“禮失,求諸於野”。整個中原地區都禮崩樂壞了,哪裡還有禮呢?於是要找到佚散的禮,也只有到四夷蠻荒之地了。這有點像今天的學人所倡導的“民間”學說,將再造的生機寄託於邊緣,而不是高高的廟堂。依據這個觀念,那麼萊夷恰好屬於四夷之一,那裡真該貯藏有孔子尋覓和推行的禮啊。於是我們就更加企盼那輛不倦的木車能夠一直迎著海風往東駛下去了。
孔子到底是否見識過齊文化?(2)
我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如果不是因為上述理由的話,那麼起碼有些現實的因素可能也在阻止他的成行。這就是齊國與東萊境內的一些小國衝突趨於頻繁。這些小國各自為政,相互聯絡鬆散,但似乎都不願死心塌地歸附齊國。齊國隨著自身的強大,對這些小國的威懾也就加強了許多,齊國與它們也就常有打打談談的事情發生。為了安全起見,或許有人勸阻孔子和他的弟子不要再往前走了,說那裡地區衝突很尖銳,域情十分複雜等等。孔子和他的弟子會考慮這些因素,但他們心中更為明晰的可能還有其他,比如夷人與周禮的關係。他們怎麼會相信東夷之東,那個完全的化外之地會有禮的存在?不僅沒有禮,就是齊都目前這個花花綠綠的樣子,其責任還要東夷人來負呢。那裡是幻象頻生的怪異不測之地,什麼奇蹟都有可能發生,但就是沒有西周的禮。東夷沒有禮的淵源。關於那裡的一切,最好還是交給想象,而不是一次實際的探求。讓自己的木車在東部最邊緣軋上一道轍印,這大概還為時過早吧。
於是歷史就錯過了這樣的機緣。直到今天,古登州地區的人說起來還是感到深深的不滿足,那就是周遊列國的孔子竟然沒能於百忙之中到這裡走上一趟。這真是歷史的大不公。雖然當時齊東地區的萊夷人與周禮沒有什麼緣分,但這裡畢竟靠近大海,而大海可以海納百川啊;說不定萊夷人能讓半生奔波的孔子安頓下來,為他和一群弟子端上一碗鮮美的魚羹和白米飯呢。他們甚至想象這種當地的萊夷文化與周禮也能親近起來,一旦這樣,二者的嫁接又會生出什麼來?有人說其實這種嫁接早就發生了,比如在齊國都城臨淄,那裡靠近魯國,孔子的思想比他本人早到了許多年,不少人也會說幾句“仁義”,說“禮義廉恥”,可那又怎麼樣呢?臨淄是結合的典範嗎?這後一種說法並沒有得到認可,因為絕大多數人認為,齊國的文化與魯國還是差異巨大的,魯國的文化就像其國家的弱小一樣,在齊國根本就扎不下根來。齊國的一切仍然是以萊夷文化為主導的,它的文化如同它的物質一樣,有一個半島作為繁衍生長的基地,正在源源不斷地滋生出來。
那一次孔子沒有繼續東行,一生也就再無機會去看那個海霧瀰漫之地了。他年紀大了,再也不宜於遠行了,這時正好他的母國魯國的當政者懷念起他來,讓人將他隆重地接了回去,並封他為受人尊敬的“國老”。從此孔子以這個身份多少參與了一些國事,並將大量時間用來閱讀和編纂典籍,給我們留下了現在的《五經》。他還在晚年接收了更多的弟子,所有弟子加起來大約有三千多個,其中最出類拔萃的,有七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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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的齊國和西方的秦國,誰更強大?
(見原書第六章之《東方與西方》)
在當時,人們的地理文化視野還沒有充分開啟的情勢下,東方即齊國,西方即秦國。這二強分別代表了戰國時期大戲落幕前的兩極。兩極文化差異巨大,民俗民風和治國理念一大沓子全都不同。在春秋戰國的幾個歷史階段中,這兩極都有過此消彼長的不同運勢,它們各自經歷了複雜的變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起起伏伏,一會兒好得稱兄道弟,一會兒打得頭破血流。國與國的關係,仍然是人與人的關係,這畢竟是在人性奧秘的大範圍之內演繹的。兩個國家就像兩個人,或交好或反目為仇,都是正常的事情。
齊地東抵大海天盡頭,而秦國處於最西部,二者相距遙遠,它們之間直接摩擦的機會很少。但是挾在二者之間的國家卻要頻頻變動和移位,這些國家的屁股坐在哪裡,與東西兩個大國干係甚大。所以這兩個大國就不能抱定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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