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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是精明透頂的商人出身，理財增支開源節流方面是頂尖好手，並能為推行一系列富國政策制定出相應的用人條例，因此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經濟班底，將世襲貴族的壟斷權力一再削弱。齊國的事情看起來一切都由管仲料理，實際上外交與軍事用兵之類大事，仍然要由齊桓公親自掌控。油鹽醬醋之類瑣細交出去了，他才能有精力和時間處理一些國際問題，也有時間去享受娛樂，搞一些男女事情。齊桓公把許多寶貴時間用在了淫樂上，記載中他除了要親倖眾多的妻妾，還要到當時的妓院去遊蕩一番。

這是一個精力過人的國君，同時懂得大處著眼，小處眯眼，用人不疑，放手讓射過自己一箭的管仲去操勞國事。這種情形不是到了晚年才出現的，而是在管仲剛剛接受任用時就是如此。管仲年紀大，他索性喚對方為“仲父”。如此稱呼，還有什麼不好說的？作為管仲，那就不僅是相了，還是一國之君的長輩，所以往日裡驕橫一方的齊國貴族也就不得不收起威風了。

由於正襟危坐的史家太多，所以有時面對一個時有嬉戲之心的國君，也就多有貶抑。齊桓公是一個好色之徒，留下的口實甚多，於是也就難以確立良名。再加上他晚年的屈辱，與一生的豪業相去甚遠，這也容易讓後人輕薄於他。但如果冷靜下來，將功過分開來看，事情也許就會稍稍有些不同。現在一般的看法是，齊桓公時代有一個偉大的相，卻有一個荒淫的君。這種解釋與歷史的實相有可能相去太遠。一國之相要有作為；離開了君的支援將難以施展；另外，君的悽慘處境，與相的許多實際政策也未必無關，二者勢必是難以分扯的那種關係。他們正是相得益彰，一起興盛、一起衰敗。管仲早一步離世了，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鑄定了齊國國君的未來，包括齊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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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國君的好色與好樂

（見原書第八章之《好色的國王》）

說到好色的國王，有人以為又是在說齊桓公了。其實這一次卻不是指的他。國王好色並且能夠自己直言不諱的，是姜姓齊國被田姓齊國取代後的另一個盛世明君，這個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齊宣王。齊宣王與其父齊威王，還有更早的齊桓公，這三個人都是非常有趣的，同時也都是創造了齊國的輝煌歷史的人。看來做一個“有趣”的人並不容易，這不僅要有豐富的人性，還要有才能和氣度、有創造力這些東西。

春秋戰國時期許多著名的、膾炙人口的對話，都是在智者與君王之間展開的。對話的雙方，一方智力超群，一方權傾朝野，這兩種極為不同又極為相同的人物展開對話，必定會產生異趣。二者之間的不同是明顯的，其相同之處，是指一個對社會治理擁有巨大的權力，另一個卻擁有巨大的心智和知識，總之都是擁有“巨大”的人。以巨大對巨大，對起話來就會外鬆內緊，摩擦以至於衝撞起來，都會顯示人的不同情懷和器局，聽起來看起來都很好玩。這些話留下來，會有深刻的啟迪性，對當時或後世都要產生深遠的影響。

比如當時的齊宣王與孟子有過一次交談。孟子那會兒可能剛剛執掌稷下學宮，也可能是遊學來到了稷下，反正齊宣王恭恭敬敬地請教這個名位很高的思想家，一口氣談了不少。孟子這時候已是聲名遠揚於諸侯列國的人物，這次來齊國，隨從的車輛竟然浩浩蕩蕩，齊宣王都要親自去迎接他。也有人認為孟子這次來齊，與稷下學宮的那些“上大夫”不同，已經是直接位列卿相，是有官爵的人。不管怎麼說，他們仍然是以君王和學者的身份相會和交談的。

孟子對前幾代的名相管仲治理齊國的方法並不認可，所以他這次對齊宣王講的是“王政”，即王道仁政，這裡的“王”當然是孔子“內聖外王”的“王”。面對孟子的治國理想，齊宣王一方面稱讚這都是很高的目標，很了不起的思想，一方面又裝出一副頗為自責的樣子，實際上是在搪塞孟子。他說自己要貫徹落實這些思想是很困難的，為什麼？就因為“寡人有疾”。他說我這個人啊，有毛病啊，然後就歷數了自己的幾大毛病：好樂、好勇、好色、好貨。好樂一般解釋為喜歡音樂，也可視為喜歡宴飲舞樂等等享受；好勇則是喜歡炫耀武力；好色自然是喜歡美色；好貨當然是喜歡財富。此時的齊宣王在經歷了父親齊威王的昌盛之後，已經是天下最強大的國家了，燕國使臣蘇秦所讚揚的那番話，就是對齊宣王說的。這時的臨淄已是“連衽成帷，舉袂成幕”了。

講到“好樂”，齊國有“韶樂”，而且連一般市民都“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講到“好貨”，已是“粟如丘山”；講到“好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