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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說她中風，十分危險，催我們大把大把地往醫院裡砸錢。接下來的中醫和西醫，大醫院和小醫院，對這種中風偏癱都只是搖頭，都只說“試一試”。也許我還得去看電線杆上的招貼，找找江湖神醫；或者還得去火車站查查車次，準備把她送大城市的醫院。那就需要更多的錢。但我翻遍了么姑的枕下和那隻烘箱，沒發現存摺和現金，只發現一對不知何時留下來的廢電池，已經發黴了。還有不知哪位女子拋棄不用的小半瓶雪花膏。除此之外就是紙片和紙包，是一捆捆舊棉絮和一些舊衣服，包括我給她添置的圍巾和棉鞋，散發出黴味以及某種老婦人身上特有的枯萎氣息。我像是翻遍了她整整神秘的一生，才找到了一隻值點錢的金耳環。

記得她廠裡那個會計曾對我很有信心地盯過一眼，“是的，她是老工人，也確實當過勞模，我們會補助的，不過——她這些年會沒有點積蓄嗎？”當時我也被對方盯得有些心虛，似乎自己隱瞞了萬貫家財，一時竟不知說什麼好。我真傻，為什麼不同那個戴黑呢帽的婆娘大吵呢？我嘴笨，不會吵，更不擅長要錢，要是換上老黑就好了。那次她陪著么姑去廠裡報銷藥費，為了兩瓶脈通能不能報的問題，唇槍舌劍無人敢擋，吵得廠裡天翻地覆。明明是她摔壞了人家的算盤，但她硬說算盤扎傷了她的手，還要找人家賠醫療費。

么姑曾偷偷向我嘀咕，說同事們借過她的錢，幾塊或幾十塊，乃至上百塊，借走就沒有了，連個說法也沒有。我說應該去催一催，問一問。她驚嚇得如同要殺她的頭，下巴往裡縮，嘴唇抽搐，長長地咦了一聲：“去不得，去不得。”

又笑了：“醜呵。”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怎麼能自私呢？要學焦裕祿呵。”

那是很久以前。是我父親鼓勵她學習焦裕祿的。我還給她讀過報上有關焦裕祿以及其他模範人物的報導——在我努力顯示自己能夠讀報的年紀。那時，我只知道么姑是一個工人，為一個當工人的姑姑驕傲。我不知道她那個工廠那樣黑暗，那樣狹窄，與想象中的工廠完全不一樣，只在溼漉漉的小巷裡佔用一箇舊公館，有閃閃黃銅門環的黑森森大門，一旦吱吱扭扭張開，就一口把我吞了下去。走廊裡壘著一個個橫蠻的大貨包，隨時都有可能垮下來似的，只給昏暗中的男女留下側身鑽擠的空間。被叫做食堂的那間破舊棚子，縮在天井後頭的一角，水泥層已經龜裂和剝落，露出了油膩膩的黑土。窗子是用鏽鐵條釘起來的。案板上有潮乎乎的生肉和生菜味，還有兩缽黑黑的東西。我走近才聽得嗡的一聲，黑色散碎成蒼蠅，顯露出黑色曾經蓋住的兩缽米飯。這種缽飯出自蒸籠，因此每一缽飯的硬殼表面還有凹形圓圈，是另外一個缽底壓出的，像蓋上了一個公事公辦的印章。

女女女（6）

有幾位女工圍觀這兩缽飯，這個端來嗅一嗅，那個湊上去看一看，都收縮著五官，搖頭走開。她們痛快淋漓地打嗝和揉鼻子。

“餿了嗎？”

“臭了。”

“潑遠點，老子在這裡吃飯。”

“可惜了。一角五分錢呵。”

“快些去喊覃聾子來。”

“你以為她會買？”

“三分錢賣了它，她肯定要。”

“你肯定？”

“嘿嘿，我打賭。只要便宜，狗屎她都會要。”

“那她要發大財了。”

“發財留給哪個？帶著票子進火葬場？”

“留給王師傅呵，老王不是對她蠻不錯麼？”

“哈哈，要死了，你這個鬼！”

有人狠狠地拍大腿，發出了叭叭聲。

她們不認識我，即算認識我也不會在乎我，都在快活地議論著么姑，為大口咀嚼的飯菜增添一點味道，一點興致。有一張大嘴裡閃著一顆銅牙，已經磨穿了薄薄的銅皮，露出裡面白鉛的層面——我一看見它就永遠忘不掉了。我覺得那是一顆子彈，打中了我的全部驚訝和恥辱。

也許她們從來都是這樣痛快淋漓地打嗝和揉鼻子，找么姑借錢的時候，借了錢又賴賬的時候，支派她去掃地的時候，喚她去倒馬桶而她沒聽見於是對方大為惱火的時候。後來我把這一切告訴老黑，老黑哭了。我不相信她還有如此明淨的淚水。她還恨恨地說：真他媽想搶一挺機關槍，給她們一人掏幾個洞。

我對么姑怒火沖天。在那間地板條子此起彼伏的女工集體寢室裡，她要我坐她的床，我偏坐對面的那一張。她塞給我餅乾，我偏把它們捏得一塊塊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