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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使人想起奧雷連諾上校時，他才把一小箱詩篇拎進麵包房，聖索菲婭·德拉佩德正在生爐子。

“拿這個生火吧，”說著，他把一卷發黃的紙兒遞給她。“這種舊東西容易引火。”

聖索菲婭·德拉佩德是個寡言、隨和的人，從不違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覺得奧雷連諾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違禁的事。

“這是重要的紙兒嘛，”她說。

“不，”上校回答。“這都是為自個兒寫的。”

“那麼，”她說，“你自個兒燒吧，上校。”

他不僅這麼做了，甚至用斧頭闢開箱子，把木片扔到火裡。幾小時前，皮拉·苔列娜來看過他。奧雷連諾上校多年沒有跟她見過面，一見她就覺得詫異，她變得又老又胖，笑聲也不如從前響亮了：但他同時也感到驚訝，她在紙牌占卜上達到了多深的程度啊！“當心嘴巴，”——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過他的，於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時候，她的這句話難道不是對他未來命運的驚人預見嗎？在跟皮拉·苔列娜見面之後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興趣，問了問剛給他的膿瘡排了膿的私人醫生，心臟的準確位置究竟在哪兒。醫生用聽診器聽了一聽，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畫了個圈子。

星期二——停戰協定簽訂的日子，天氣寒冷，下著雨。奧雷連諾上校五點以前來到廚房，照常喝了一杯無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這樣的日子出生的，”烏蘇娜向他說。“你張開的眼睛把大家都嚇了一跳。”他沒理會她，因為他正在傾聽士兵們的腳步聲、號聲、斷續的命令聲，這些聲音震動了清晨岑寂的空氣。經過多年的戰爭，奧雷連諾上校雖然應當習慣於這樣的聲音了，可是此刻他卻象青年時代第一次看見裸體女人那樣感到膝頭髮軟、身體打顫，他終於掉進了懷舊的圈套，心裡朦朧地想，如果當時他跟這個女人結了婚，他就會是個既不知道戰爭、又不知道光榮的人，而是一個無名的手藝人，一個幸運的人了。這種為時已晚的、突然的痛悔敗壞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點，格林列爾多·馬克斯上校帶著一群起義軍官來到他這兒的時候，他顯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鬱、更孤獨。烏蘇娜試圖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會咋個想呢，”她說。“他們會以為你連買件斗篷的錢都沒有，所以投降嘛。”他沒接受斗篷，已經到了門口的時候，看見從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讓她把霍·阿卡蒂奧的舊氈戴在他的頭上。

“奧雷連諾，”烏蘇娜向他說。“如果你在那兒發現情形不妙，你就想著自己的母親吧，答應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發誓似的舉起手來，一句話沒說就跨出了門檻，去迎接他經過全鎮時將要遭到的恐嚇、譴責和辱罵。烏蘇娜閂上房門，決定至死也不再開啟它了。”我們就關在這女修道院裡爛掉吧，”她想，“我們寧肯變成灰，也不讓那些卑鄙的傢伙看見我們的眼淚高興。”整個早上，她都在房子裡——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裡——尋找什麼東西，使她能夠想到兒子，可是什麼也沒找到。

簽字儀式是在距離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碩大的絲棉樹下舉行的（後來在這棵大樹周圍建立了尼蘭德鎮）。政府和兩黨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義軍官代表團，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們很象一群雨水驚起的鴿子。奧雷連諾上校是騎著一匹骯髒、脫毛的騾子來的。他沒刮臉。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膿瘡，而不是幻想的徹底破滅，因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棄了榮譽以及對榮譽的懷念。根據他的願望，沒有朗朗的音樂，沒有僻啪的鞭炮，沒有隆隆的鐘聲，沒有勝利的歡呼，沒有任何能夠改變停戰的悲涼性質的高興表現。一位巡口攝影師為奧雷連諾上校拍了一張可能留給後代的照片，底版還沒顯影就被打碎了。

儀式延續的時間，正好是簽署檔案所需的時間。在一個破舊的馬戲團帳篷裡，當中擺了一張普通的木桌，代表們坐在桌子旁邊，周圍站著忠於奧雷連諾上校的最後幾名軍官。在讓大家簽字之前，共和國總統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讀投降書，可是奧雷連諾上校反對這樣做。“咱們別把時間浪費在形式上了，”說著，他看都不看就準備在檔案上簽字。這時，他的一名軍官打破了帳篷中令人發睏的沉寂。

“上校，”他說，“請你不要第一個簽字。”

奧雷連諾上校表示同意。檔案在桌上繞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從鋼筆在紙上划動的聲音，甚至可以猜出每個人籤的字兒；在這之後，第一行還是空著的。奧雷連諾上校準備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