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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別人說，”他說，“等你調查完了，我就不在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為我們的調查，我今晚就走。”我說。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們停了工作，叫上小楊：“玩兒去。”

當地一個馬場，長著老高的野草，兩匹不知哪兒來的禿馬，腦袋上扎一朵紅花，沒精打采披個破氈。兩個農民抄著手在旁邊收錢，五塊錢騎一次。

小楊不說話，也不騎。

我不知死活，穿著半截牛仔褲就上去了，自告奮勇：“看我給你騎。”

上了馬，我剛拉上韁繩，農民大概是踹了馬屁股一腳，那馬就瘋了。我在馬上顛得魂飛魄散，路過小楊的時候，居然還顧上衝他齜牙一樂。

他看我這樣子，也笑了。老範說，這麼多天，就看他笑了這一次。

到晚上，我兩條小腿內側都是青紫的。

老範這個沒有常識的人，給我端盆水：“泡，熱水裡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麵糰子一樣插在熱水裡發著，一邊寫了封信給小楊：“對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憤怒，也不需要還擊，只需要蔑視。”

蔑視侮辱並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當時能想到的，只是用這種說法去激發一個男孩子的驕傲，幫他熬過這段時間。

“痛苦的時候，”我大概還記得信的結尾，因為像是寫給十四歲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樹林，那是永恆的安慰。”

我問過幾個孩子，為什麼你們對苗苗的感情這麼深？

共同的說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來，什麼樣的人能理解人？”

“聽別人說話的人。”小蔡說。

連續服毒事件發生後，從省裡來過兩位年長的心理老師，她們說：“這個年紀的孩子，特點就是以夥伴的價值觀和情感為中心。他們這種非常牢固的小團體友情，一旦關鍵鏈條斷了，就很危險。”

鏈條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這姑娘眉目如畫——柔和的蠟筆畫，小尖下巴，笑起來大眼一彎，成績好，還沒有班幹部氣質，鴉黑頭髮向後一把束起，小碎卷彎在額頭邊上。她站在臺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馬尾盪來盪去。

她在遺書裡讓爸媽不要傷心，讓媽媽對奶奶好一些：“爺爺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話不說，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錢，只需要你們的關心和體貼。”去世幾天後，又有一封信寄到家裡，落款是“你們的寶貝女兒”，信裡寫：“看到你們哭腫的雙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認為一定是別人的代筆，但司法鑑定這確是苗苗的筆跡，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後投遞給郵局……這個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時候以這樣天真的方式安撫他們。

苗苗去世之後，她仍然是表弟在內心裡“唯一可以對話的人”。

“你現在心裡痛苦的時候呢？”

“忍氣吞聲。”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級。

“有疑問的時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問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嗎？”

他沉默不語，臉上掛著淚。

“為什麼不跟成年人談呢？”

他的話像針落在地上：“不相信他們說的話。”

學生連續服毒後，學校採取了緊急措施，磚牆的大黑板上，寫著“守法紀，講文明”，工整的楷書寫著“看健康書籍，不進遊戲廳，不拉幫結派，不參加封建迷信活動……”五六年級都開了“愛惜生命”班會。“老師怎麼跟你們說的？”我問。

“說服藥會得胃病。”

“我不知道該怎麼教育他們，”六年級的班主任頭髮亂蓬蓬的，皺紋縫裡都是塵土，他說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學培訓是一九八二年的師範班，“也沒有人告訴我怎麼辦。”

他只能呵斥他們的痛苦，命令學生把刻在課桌上紀念同學的“519”字樣抹掉。他們拒絕之後，他叫學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課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來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還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學。四年級我剛剛轉學來，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麗麗。她對我很好，把泡著葡萄乾的水給我喝，上課的時候我倆坐第一排，在課桌底下手拉著手。班主任厲喝：“你們兩個，像什麼樣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筆頭，扔在我的頭上，班裡的同學吃吃地輕笑。

一直到放學，我的頭髮上都掛著一縷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