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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雨就沒法玩了，大人怕積水的青磚院子裡老青苔滑了腳。榆木門檻磨得粗糲又暖和，我騎坐在上頭，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頭，外頭槐綠榴紅，淋溼了更鮮明。我奶奶最喜歡那株石榴樹，有時別人潑一點水在樹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說什麼，但一定拿小鏟鏟點土把皂水埋上，怕樹傷著。

等我長大，研究大紅頂樑上的金字寫的是什麼，我爸歪著頭一顆字一顆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國學生柴思聰攜妻……後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兒，這位是個讀書人嗎？還是個農民，販棉花掙點錢所以捐個國學生？……大人也不知道，說土改的時候家譜早燒了，只留了一幅太爺爺的畫像，他有微高的顴骨。我爸這樣，我也這樣。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還早，赭紅色的土城門還在，寫著“康熙年間”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磚雕繁複美麗，只不過很多都塌落地上，盡化為土。

村子的土地都賣給了工廠，男人們不是在廠裡幹活，就是跑焦車。王惠琴媽媽抱著一歲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臉上都是汙跡。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讓我們坐：“呀，擦不過來，風一吹，灰都進來，跟下雨一樣。”小孩子一點點大，我們說話的時候他常咳嗽。他媽摟緊他，說沒辦法，只能把窗關緊。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廠火苗赤紅，風一刮，忽忽流竄，村裡人把這個叫“天燈”，這個村子被五盞天燈圍著。按規定所有的工廠都得離村子一千米外，但廠子搬不了，離村近就是離路和電近——煤焦的比重佔到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衝“全國百強縣”，領導正在被提拔的關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兒去呢？”這媽媽問我。這個縣城光焦化專案就四十七個，其中違規建設的有三十八個，符合環境標準的，沒有。村裡有個年輕人說：“不知道，只想能搬得遠一點，不聞這嗆死人的味兒就行。”

有個披黑大衣的人從邊上過來，當著鏡頭對著他說：“說話小心點，工廠可給你錢了。”年輕人說：“那點錢能管什麼？你病了誰給你治？”吵起來了。

黑大衣是工廠的人，我問他：“你不怕住在這兒的後果？”他說：“習慣了就行了，人的進化能力很強的。”我以為他開玩笑，看了看臉，他是認真的。

“你的孩子將來怎麼辦？”

“管不了那多。”

焦化廠的老總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開始煉焦。有幾十萬噸生產能力的廠，沒有環保設施。

他對著鏡頭滿腹委屈：“光說我環保不行，怎麼不說我慈善啊？這個村子裡的老人，我每年白給他們六百塊錢，過年還要送米送面。”他冷笑：“當兒子都沒有我這麼孝順。”

“有人跟你提汙染嗎？”

他一指背後各種跟領導的合影：“沒有，我這披紅掛綠，還遊街呢。”掌管集團事務的大兒子站最中間，戴著大紅花，被評為省裡的優秀企業家。

晚上老頭兒跟市領導吃飯。

“說實話，都吵環保，誰真敢把經濟停下來？”書記推心置腹的口氣。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頭兒悠悠地說。

書記像沒聽見一樣：“哪個國家不是先發展再治理？”

老頭兒說：“這麼下去治理不了。”

“有錢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個賭？”老頭兒提了一下一直沒動的酒杯。

沒人舉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條河叫文峪河。

“這還是河嗎？”我問老頭兒。

他說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汙溝。”河水是黑色的，蓋著七彩的油汙，周圍被規劃為重工業園區，焦化廠的廢水都直接排進來。這條河的斷面苯並芘平均濃度超標一百六十五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邊上長大。我奶奶當年進城趕集的時候，圓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別枚銅錢，是渡船的費用。我爸年輕時河裡還能游泳，夏天沼澤裡挖來鮮蓮藕，他拿根筷子，紮在藕眼裡哄我吃，絲拉得老長。

我小學時大掃除，用的大掃帚舉起來梆梆硬，相當扎手吃力，是蘆葦的花絮做成的，河邊還有明黃的水鳳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藍得發紫的小蝴蝶從樹上像葉子一樣垂直飄下來，臨地才陡然一翻。還有蟋蟀、螞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蟲……吃的也多，累累紅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稈用牙齒劈開，嚼裡面的甜汁。回家前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