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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笑的感覺沒了，被扭住的時候，人本能地往下扯著臉，想喊“你要幹嘛”，不過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種挑釁，我剋制著沒去掰她的手，說：“你要什麼吧？”

“不能採訪他們。”

談新聞平衡是沒用了，我只能說：“行，那就採訪你們。”她愣了一下，回頭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鬆開了：“每個都要採。”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來，要這麼採會沒完沒了，但不採訪走不了，我說：“好，把機器開啟。”

“你們站好。”我說。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幹嘛，但能感覺到他們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們莫名其妙地有些順從，不說話了。

“排成三排。”

沒人動，他們有些不滿。我說：“攝像機只能拍到一定的範圍，你們要想被拍進去，必須排成三排。”接著點了一下那個女人：“你站在最前面。”

她對“最前面”這幾個字似乎很滿意，立刻站了過去，指揮其他的人排了起來。

我面對著他們，很奇怪，聲音沒有從喉嚨裡出來，是從胸腔裡來的，這個聲音比我平常的聲音要低要慢，像個三四十歲女人的聲音，有點像……我媽的聲音：“我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客觀記錄這個村子裡的實際選舉情況，你們保證你們的態度是真實的嗎？”

“保……證。”有零散的聲音，其他人不說話。

“選舉是嚴肅的事情，請負責任地表達。”我用了書面語，再問：“你們保證你們的態度是真實的嗎？”

“保證！”他們齊聲大喊。

“現在請你們舉手表決，支援王玉峰的請舉起手。”王玉峰是他們一方的候選人。

都舉起了手。

我緩慢地清點，在這種電視上才有的正式口氣裡，現場寂靜無聲：“……二十三，二十四，好，請把這個數字記錄下來，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老窯頭村，二十四人參與，二十四人舉手，二十四人支援王玉峰當選。”

“現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這種口氣對人說話。

所有人馴順地放下。

“原地，”我說，“解散。”

“譁”一下，都散了，帶著滿意的神情。

最練人的都是遭遇戰。

偷拍機派上了用場，但歲數跟我差不多，沒有專門的話筒，機身已經老得不行了，轉起來“嘎啦嘎啦”響，錄下來的都是它自己轉的聲音。用的是老式磁帶，過一會兒就得換帶子。磁頭接觸不良，只能拿膠布貼上，每過十分鐘，就得神經質地去看一趟到底錄上了沒有。偷拍的時候，我只要看到攝像席鳴臉色一變，站起身說“請問洗手間在哪裡”，就知道話筒又掉了，只能向對方解釋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產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鐘，回來一聽，只有電流聲，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見我，叫得很親熱：“姐，你怎麼又來了？”讓人難受的，不是冒風險，而是面對這個熱情，還得把問過的問題變著法再問一遍，還不能讓他起疑心——哪本教科書上教這個？

也有丟人的時候，有次去重慶調查公交車連續事故，拿著這機器去交警隊，他們說事故調查報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著，席鳴把報告拿過來，裝模作樣地看，拿夾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偷拍機晃著拍。

交警隊政委託著腮幫子看了我們一會兒，一臉憐憫，忍不住說：“你們這個機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們的借給你吧。”

但關鍵時候，它還是能頂上的。在深圳，老範和我去調查外貿詐騙公司，公司老總拖住我們，進屋打了個電話。十幾分鍾後上來七八個人，都是平頭，黑T恤，大金鍊子，肚子走在人前頭：“哪兒來的？”我跟老範對視一眼，想的一樣：老大，換換行頭嘛，這套已經過時了呀。

金鍊子問我：“你們幹嘛的？”

“記者。”

“來幹什麼？”

“接到新聞線索來調查。”我看了一眼攝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誰給你的線索？”他肚子快頂著人了。

“觀眾。”我問他：“您是誰？”

他愣了一下。

“誰讓您來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聞線索的人說過，這些黑社會背景的人有槍，他見過。但我知道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傷害我們，只是要趕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當場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來。

扯平

這一小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