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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把我落在桌上的採訪本遞過來，突然一笑：“你忘東西了……怎麼，比我還緊張？”

失敗感比口含硬幣還苦。

史努比當時主持評論部內刊的一個“圓桌討論”，大家談我，最集中的意見就是能不能做好剛性採訪：“她的神態時刻在告訴對方，坐在你對面的是一個林妹妹，但也許這是她個人的特點，我說不好。”另一人說：“是，老覺得她像個電臺夜間節目主持人，要向你傾訴點什麼。”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動作我倒是記得挺牢。忽閃大眼睛也好，一顰一笑也好，捋個頭發什麼的，她可能是沒意識的，但是觀眾能意識到，就被這些干擾，我覺得在這些細微的地方應該有意識地收斂。”氣得我——誰忽閃你了誰忽閃你了？我那是隱形眼鏡老幹澀行麼？但別人沒看錯，非典的時候冒死不難，提一口氣就夠了，生活卻是呼吸不絕。天性裡的那點怯弱，像釘子一樣釘著我。小時候看到鄰居從遠處走過來，我都躲在牆角讓他們過去，打招呼這事讓我發窘。我媽看著我直嘆氣。

一直到長大成人，生活裡碰到厲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訕，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覺得舒服。我覺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畫裡的圓頭小子查理·布朗，連條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當，下次還吃虧。明知“吱吱叫的車輪才有油吃”，就是開不了口。

電視臺新聞組有自己的女性傳統，前輩介紹的經驗是：“除了去廁所的時候，永遠不要意識到自己是女人。”同事們老拿我在雙城的採訪開玩笑，說這是“泣聲採訪”，他們觀望我：“這種路數能不能幹好硬新聞？”

史努比倒又說回來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種對人的關注方式，她的成長會有個不變應萬變的過程，也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問題不硬的根本原不是頭髮和表情，是我不儲，不懂就被糊弄，穩不住。

一開始採訪農村徵地問題。我連農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適用的是不同法律條款都不清楚，張潔不管我，也不教我，出發前不開編前會，也不問我要採訪提綱，出差在外都不打電話問一聲進展怎麼樣。我真不知道他怎麼敢冒這個險，調查性報道全靠現場挖掘，但凡有一點記者問得不清楚，後期怎麼補救也沒用。

我自己沉不住氣問他：“你也不擔心啊？”

“你們不求助就說明順著呢。”他笑。

“那我丟了調查的人怎麼辦？”

他又一笑：“大節不虧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頭腦裡的疙瘩一點點揉開，揉出勁道。

別無他法，晚上，我左手拿著專家聯絡表，脖子夾著手機，右胳膊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趴在滿床的材料上看一夜。

心智平平，相關的法律法規要像小學生一樣，一條一條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記住，青苗補償費的資料挨家挨戶算一遍，問題列出來，想象對方會如何答，一招一式怎麼拆解，笨拙地雙手互搏。

看一會兒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過一會兒，鳥叫了，越叫越密，我氣急敗壞，忍著心裡刺動往下看，再抬頭天色薄明，清晨六點，街聲都起來了。胳膊撐在床上已經打不了彎，齜牙咧嘴地緩一陣子麻痛，洗臉吃碗熱米線去採訪，知道這麼青面獠牙地上鏡不好看，顧不上了。

史努比老說我有“塑膠感”，跟現實隔著朦朦一層。但這層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錯的生活上，切開面板，直入筋骨。

不說別的，進了農村，跟狗打交道都是個坎。你盯著它，它盯著你。它斜著小圓眼，討好它也不理你，拿個傘嚇唬它也沒用，它反正閒得　很，有的是時間，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橫，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過我一個看看”。

比狗更難的是大嫂。

在山西採訪兩個村委會主任候選人賄選的事，一進村才知道什麼叫陷入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雙方都懷疑我們是對方花錢請來的，每方都有一隊人馬跟著我們。想講理，說什麼客觀公正，沒人理這一套，我們正在採訪，另一方在高坡上大聲叫罵，接受採訪的大嬸從炕上一躍而起，推窗高叫還罵。

我們被直接堵在大門口，領頭的是個三十多歲的短髮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選人的老婆，上來一言不發先扯住我前襟。我覺得好笑，想掙脫，掙不開，場面就有點狼狽了。女人背後有二十多個成年男人，叉著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個上來干預，場面就會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