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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天，我們沒有出賓館的門，敲門也不開，當天的日記裡我寫：“交戰之前，明知他腰裡有銀子，但被衣衫蓋著，不知道該怎麼出劍，但經驗告訴我，那就別動。風動，樹梢動，月光動，你別動，就會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電話來：“他向組織坦白了。”

再見局長的時候，他的眼鏡已經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紅絲，他說我想抽根菸。給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認了，他弟弟和另一個嫌疑人是他從山東警方手裡以江西有案底為由接回，之後私放，讓家屬對外宣稱死亡。

我問到跟他同去山東接的還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個人是不能辦這個手續的，我再問：“有沒有人跟你去山東？”

“沒有。”

膝蓋上的手機響了，是老郝發來的簡訊：山東警方提供了介紹訊號碼。我把這個號碼寫下來，遞給對面的人：“這是你開的介紹訊號碼，信上有兩個人的名字。”

他嘆口氣：“他年輕，我不想他捲進這件事。”

我說：“那你當時為什麼讓他捲進來呢？”

他再長嘆一聲。

採訪完，老郝正立在山東瀟瀟大雪裡，攥著手機默等我的訊息。跌跌撞撞的土路盡頭，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車去拍它，我給老郝發了一個簡訊：“贏了。”

這樣的節目做多了，有陣子我有點矯枉過正，用力過猛。我媽說：“跟你爸一樣，有股子牛黃丸勁兒。”

在深圳採訪詐騙案時，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體採訪得煩了，不讓我們進門。

窮途末路，錄音師小宏想起來他有個同學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聯絡還在。對方念舊，幫忙找來他的上級，端著一個玻璃瓶當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葉再吐回杯子裡：“跟你們走一趟吧。”

安排了經偵大隊一位警官接受採訪，黑瘦，兩眼精光四射，說話沒一個廢字。

我問：“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