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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緊挨著。過馬路的時候，她對我說：“以前你在湖南衛視的時候我挺喜歡的。”

我剛想扭捏一下，她接著說：“你在‘東方時空’主持的那是什麼爛節目呀？”

“嗯……”

她轉過頭毫不留情地看著我：“那個時候，我很討厭你。”

姑娘叫老郝。後來對我比較容忍了，大概覺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領點錢，姚大姐千叮萬囑，逼著我當面裝在信封裡包好，又怕我掉，拿訂書機訂上，又怕包沒有拉鍊，讓我用手按著，臨走我還是把黃澄澄的信封丟在辦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錢帶給我，押著我在路上存進銀行。櫃檯小姐問，活期還是定期？

就那麼幾千塊錢，我裝模作樣地想了一會兒，說，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區別，醫療、保險……她都得惦記著，我和老範從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裡，廚房小得進不去人，老郝一條熱褲，兩條長腿，圍個圍裙，做泰國菜給我們吃，拿只小銀剪剪小紅尖椒圈，腳底下放著一盆鮮蝦：“今天好不容易買著魚露。”我和老範倒在藤搖椅上，喝著蜂蜜水，手邊水晶碗裡是金絲棗，硬紙疊的垃圾盒讓我倆放核。

“老郝。”

“嗯？”她在廚房應。

“我要娶你。”

“滾。”

採訪的時候她總冷眼看我，剛開機她就叫“停”。

“你那個——”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細一支的銀鐲子，我穿著白襯衣，想著沒人會看見。“你不戴，沒人不高興，”她說，“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歡。”

我摘下，之後不在工作時候戴首飾。

老郝眼底無塵，她來之後，選題就更硬更難。我們去江西找個失蹤的販賣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車熄火了，兩人凍得抖抖索索，在後頭推車，身上都是泥點子。滿天星斗亮得嚇人。找到嫌疑人家，一進家門，正對著桌板上放一個黑白鏡框，是個遺像。

家屬一攤手：“死了。”

這人是當地公安局長的弟弟，我們去了公安局。

局長戴一個大墨鏡，見面寒暄，拿出上百萬字文學作品集送我們，聊了半天文學，才開口說案子，說嫌疑人被山東警方帶走了，再沒見過，說可能在監獄裡病死了。

我狐疑：“聽說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說：“是啊，我大義滅親，親自把他交給山東警方的。”

我們打電話問山東警方，這死人到底怎麼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們。也是，隔著幾千裡，打電話哪兒成啊。

五個人回到賓館，愁眉苦臉，像吃了個硬幣。

老郝說：“我去。”每次，她決心已定時，都是嘴往下一抿，一點表情沒有，眼裡寒意閃閃。

她看了下表，沒收拾行李，從隨身小黑包裡拿出個杯子，接了一杯熱水，擰緊蓋，插進側包，下樓打車，三小時後到了車站，一跳上去火車就開動了。到車上打電話跟我商量去了找誰，怎麼辦。一個多小時後，電話沒電了，突然斷掉，不知道車到了哪兒。

我放下“嘟嘟”空響的電話。那天是聖誕節，手機關了聲音，一閃一滅都是過節的簡訊，北京上海，都是遠在天邊的事兒，我對牆坐著，小縣城裡滿城漆黑，無聲無息。

滿是黴味的房間裡，深綠色地毯已經髒得看不出花紋，水龍頭隔一會兒就“咔啦啦”響一陣子，流一會兒銅黃色的水。我在紙上寫這件事的各種可能，如果真是局長私放了他弟弟，他會怎麼做？……這樣做需要什麼程式，誰能幫助他？這些程式會不會留下痕跡？……我亂寫乩畫，證據不夠，腦子裡像老汽車一遍遍拿鑰匙轟，就是差那麼一點兒打不著火，又興奮又痛苦。

不成，這麼想沒用。

我必須變成他。

我趴在桌上繼續在白紙上寫：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做？我會需要誰來幫助我？……我的弱點會是什麼？腦子裡像有燈打了一下閃，我打電話問公安局的同志，閒聊幾句後問：“你們局長平時戴眼鏡麼？”

他猶豫了一下：“不戴”

掛了電話，我繼續寫：“見記者的面要戴墨鏡遮自己的眼睛……是個寫詩的文學青年……他的弱點可能是什麼？”

我寫：“意志。”

陳虻有一次跟我講，日本橫綱級的相撲選手，上臺的時候。兩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據說勝敗在那時候就決定了。兩刃不相交，就靠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