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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喪，忽然開口說：“要不送你倆核桃吧，時間長了，磨圓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記裡寫：“今天傍晚柴靜完成採訪回來，看見我第一句話問：‘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麼了？’”

“她不肯說。不說就不說吧。這幾天，柴靜的臉色活泛多了。雖然有時會悄悄地嘆氣。但不管什麼情況，跟人說話總是神色和悅，有時還會反過來安慰別人。”

她寫：“但我寧可聽別人發火，也不願意聽她嘆氣。”

我出溜了，放棄採訪，演播室也不弄了，隨同事自己採，我找個人民大會堂的中心位置，對著彩旗昂首闊步錄完一個串場，卸妝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來北京陪我們姐妹一陣子，我跟我爸去給他的電動腳踏車上牌照，但當時在北京掛牌，發票除外，還要暫住證。我本以為辦暫住證帶上個照片和身份證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還需要房主的戶口本。可房東住在豐臺，去一趟太遠。

我爸說：“算了。”

我媽說：“還是去吧，聽說零八年外地人沒有暫住證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頭有點倔：“那我不出門了。”

再勸。

他起身去臥室了：“我回山西去。”

媽在擇韭菜，半天不作聲，忽然說了一句：“其實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後醫保在家裡，還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說要回山西，還有一個原因，他不說，但我知道，他總覺得應該再去掙掙錢。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違法違規，要讓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點的城區，有一套小點的房子，得多少年。這是身為人子的責任，但父母總覺得孩子的負擔太重，心裡不安。

在家悶著。臺裡給我開了一個兩會的部落格，我看看留言。一個出生在貧閒家庭的人，母親有精神病，不能幹活，父親把他帶大，九五年，他高中畢業，放棄上大學，打工賺錢，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親也接來。日子還沒過上多久，父親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換肝，醫生說手術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萬元的手術費，就算手術成功，以後的幾年中，每個月還得準備八千元護肝費。

他寫：“面對鉅額的手術費，我眼睜睜地看著把父親從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號的早上，當護士拔去父親手上的針頭的那一剎那，我的眼淚幾乎可以說是爆發出來的。為了不讓父親看到我痛苦的樣子，我幾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淚水。”

他說：“現在，我得了一種恐懼症，總是做噩夢，人也變得很壓抑。一是想到在父親面對死亡的時候，自己的無助，我就自責、內疚。二是恐懼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給家人的恐懼和無助。這個病，我們老百姓實在是得不起呀！！！”

三個驚歎號後，他說：“柴靜，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順利。”

回去我跟領導商量：“能不能換個方式做兩會，比如從我家的小區說起？”

領導同意了。

我們站在小區門口，機器架起來，有點尷尬，路邊剃頭的白大褂師傅從眼鏡上挑眼一看，把手裡的頭一按，繼續理。賣彩票的大姐把採訪車拍得啪啪響：“往那邊停，那邊停……什麼兩會不兩會？別攔著我做生意。”

樓上的大哥帶著他家的薩摩耶犬從我身邊過，我攔著他，他笑：“說這有用麼？”

“不說肯定沒用，你說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搖頭走了，倒是雪白的薩摩耶熟稔地站下，等著我摸它頭。

賣煎餅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熱絡，我奔著她去了，頭一次見大姐扭捏：“嘿你這姑娘，兩會這麼大的事兒，我能說麼？”攝像機一架，她對著煎餅攤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幾下頭髮，說得我們關不了機：“哎我那孩子，學校收費太貴……”她一開腔，曬太陽的老太太們都圍過來了，一人一句，說藥費不合理，買菜買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裡的毛線，探頭看了過來，我樓下租房的小夥子也插話進來：“這房價能說說麼？……”

一直到採訪結束，大夥都散了，戴紅袖套的聯防隊大爺還追上來，問我能再對兩會說兩句麼，他要說的是沒人贍養他的事兒，“兩會能不能管？”攝像已經撤了，我手裡只有一個沒線的話筒，但我看著他的神情，說不出拒絕的話，拿著空話筒對著他，讓他說完。這節目在“新聞聯播”裡播了，在節目的結尾，我說：“至於我自己，我對兩會的願望是希望像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