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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別的部門開會。

被驚著了，因為在“新聞聯播”裡要開一個有我名字的專欄，叫“柴靜兩會觀察”。

在場有個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叢黑髮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記裡記下一小段當時的情況，“柴靜比想象中瘦小，像個初二女生。有人在大聲嚷嚷，很吃驚的樣子：‘這麼多人，就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沒有聽見。‘新聞聯播’和央視一套兩會期間同時包裝一名記者，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慣了精雕細刻的深度報道的柴靜，知道她要面對的是什麼嗎？”

我不記得這些對話，可能聽見了也沒心思想，我發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兩會。

我想按新聞專題的方式做，可兩會不是“新聞調查”，沒條件做深度專題，這次涉及四個部門合作，三十多位記者同時參與採訪，每個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團，各有各的採訪物件和採訪主題，節目很短，一人一句話就過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裝一下節目。

我找來老範和老郝，想弄個演播室加些評論內容，但跨部門做事，新部門沒有演播室系統，找人都不知道該找誰，所有的佈景、片子、燈光……全超越常規來做。

汪汪的任務是協助我們，她日記裡寫道：“柴和她的夥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設想著更完美的結果，申述著對節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夥伴瞪著熬得通紅的雙眼，不停逼著自己想辦法，求製作部門搬桌子，求電信部門拆機器……我心說：‘哪怕你把我們部的辦公室給拆了，也比到處求人好辦。’”

老範、老郝是我拉來純幫忙的，我對她們急，又怕她們跟人急，更怕別人對她們急，腹背夾擊，心裡像過了火一樣，乾燥焦黃。

好在汪汪人活臉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決了。臨時演播室就建在新聞直播間的過道里，臺領導審片時經過，路過電線，每人都得侷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記錄道：“柴靜不停地說：‘怎麼能這樣幹呢？’有人嘆了一聲：‘貧賤夫妻百事哀。’完工後，柴靜很剋制，很客氣，說：‘我們能自己乾的自己幹，儘量不麻煩別人。’”

我一點都不記得說過這樣的話，也不知道會給別人帶來這樣的感受。那時候滿心裡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這麼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記裡寫：“面對柴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不得不一直吿訴她：做不到。”

“十分鐘的節目想一以貫之。”——“做不到。必須滿足兩會期間各路代表委員發言露臉的需求，要保證他們的時間。”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記者分頭採訪，面是攤得開，深度是不可預知的。”

“想事先設計。”——“做不到。做後期節目的人無法安排柴靜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採訪。”——“做不到。採訪線索、採訪物件、採訪路線、採訪設計要靠多個部門共同組成的前期記者團安排。”

她繼續寫著：“柴靜忍耐著，沒有流露出不滿。她臉上撲著粉，不，說掛著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現出很有涵養的樣子，但是，當一個人表現得很有涵養，其實是傳遞著不以為然的意思。”

瞧我當年這後孃臉，這讓人為難都不自知的勁兒，不知道她是怎麼忍過來的。

兩天後，我在臺東門跟老範、老郝告別：“你們都回去吧，再也別來了。”她倆想說什麼，我止住了：“你們要在，我更不好過，走吧。”加上當天有點夕陽。戰場上掩護戰友先撤似的。

日後汪汪說：“你會有那樣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堅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讓自己軟弱下來，對人好又不知道怎麼表現，有的樣子實在是有點可笑呢。”

我橫下心，不折騰，一切按慣例來，這樣最簡單，因為我連採訪都不會了。按“新聞調查”的習慣，每採訪一個人，坐下來問個二三十分鐘還問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聞節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話。我這兒問半天，節目根本來不及。

後來編導也沒辦法，寫了張紙讓採訪物件念。我握著話筒，站在那兒舉著。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槍，然後再在那個洞上畫一個靶子，效果是一樣的。”

我拖著話筒線，蹭著地，踢裡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現場攝像，穿件戶外裝，手裡攥倆核桃，到哪兒都揉著。他不太愛說話，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車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