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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吭聲，坐在了門口凳子上。

盧安克走過去，摸了摸他的背，柔聲說：“再見。”

韓運沒抬頭，盧安克出了門。

我們收拾完東西，出門的時候對孩子說：“再見。”他還是沒有抬頭，也沒說話，只是擺了擺手，小潘老師說他哭了。

拐過一個彎，盧安克站在那裡，看著夕陽快下的山，一動不動地站著，事後他告訴我，離開孩子時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為什麼要寫信給我，在離開之前他要交託於人，留下一樣東西來替代他：“創作可以成為他們的權威，可以給他們歸屬。”

當年我們採訪的六年級學生，現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會加人幫派，盧安克說這是一種歸屬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個在非洲獅子山參加內戰的十二歲小孩，殺了很多人，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覺，他天天吸毒。後來這個孩子在聯合國的會議上解釋：“我們加入部隊的原因是，我們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時盼望著安全，盼望著自己屬於什麼，在這個所有歸屬都垮下來的時代。”

他說這跟留守兒童的情況是相似的，只不過極端得多，誇張得多，“中國的社會沒有那樣的背景情況，但中國的留守兒童將來也會成為一個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們能給他們帶來歸屬感。”

這也是當下的中國人最強烈的感受。這樣一個快速變化的時期，傳統的家族，集體斷了，新的又沒有建立起來，空虛只會導致消費和破壞，只有當人們能感到建立自己世界的滿足，不會與別人去比較，不會因為錢，因為外界的壓力感到被拋棄，這才是真正的歸屬。

在通訊中，我們曾談到，“創作”這個詞現在常常被當成是一種“手段”——用來吸引孩子學習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種學習之外的調節。好像生活中總有一個偉大莊嚴的目的，一切都為這個目的服務。這個目的是什麼呢？為了服務於一種意志吧，當這個意志讓你去改造世界時，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識。而創作在盧安克不是手段，就是歸屬本身。因為青春期的孩子是透過行動得到感受，從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導行動的，所以他說，說話是沒有用的，讓他們一起進人，共同完成那個“強大的人不是征服什麼，而是能承受什麼”的故事，感受會像淋雨一樣浸透他們，在未來的人生裡緩緩滋養。

紀律可以帶來秩序，但卻是被動的，只有一個人歸屬於一件事，一群人，一個社會，才會有認同和發自內心去照顧它的願望。

採訪結束後，盧安克說他已經滿足。現在可以去滿足妻子的願望了。“承受新來的責任，家庭的責任，不管是什麼結果。”

我說這句話裡面有一種很沉重的意味。

他說：“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為了什麼，有什麼使命，這個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麼結果，也許過了幾年我明白，為什麼要這樣。”

“你想檢驗自己？”

他好像觸動了一下，說對。

我說那你害怕那些對你有期待的人會失望嗎。

他說：“把希望放在別人的身上是虛擬的，所以無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會有希望。”

當時暴雨初晴，強光照透了天地，我說：“人生的變化很多，也許三年後我們會再見，再談一次，謝謝你。”

他微笑，說：“也謝謝你。”

採訪完第二天，盧安克離開板烈，去了杭州，進了妻子聯絡的工廠，一個星期後他辭職，因為手續問題，去往越南，等待命運中將要發生的事情，他說：“別人對我佩服的地方其實是我的無能，我無能爭取利益，無能作判斷，無能去策劃目的，無能去要求別人，無法建立期待。也許有人以為那是超能，這個誤會就造成了我現在的結果。還可以用另一種表達：人類大部分的苦都是因為期待的存在。其實，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須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沒有任何期待和麵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為這樣，人才能聽到自己的心。”

在我寫到這裡時，他仍然在越南，身處在語言不通、無法工作的邊境。除了保持與他的通訊，我也沒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場最後的採訪，是在山間高處一片梯田裡的水泥儲水臺上，開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裡有一把破舊的大遮陽傘，是前幾天收麥子的農民留下來的，盧安克把它張了起來，足夠我們幾個、加五六個小孩子、還有一個看熱鬧的老農民容身。小羅站在我身邊，幫我拿著本子，兩手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