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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怒目而視。結果她非要選這張當封面。老郝死勸她，她急了：“你們愛選哪張隨便吧。”轉身走了。

我倆才知道她是認真的，她認為真正的自己就應該是在鏡子裡看到的那樣，蒼白憂鬱，自怨自艾。每次她這麼說，我跟老郝都笑得直打跌，至於她為什麼要這麼看待自己，我沒問過，也不當真。爛熟的人，往往這樣。每次一看見她這個表情我就呵斥她，胡嚕她的臉：“不許！”

但幾年下來，這個根本改不了。做宋這期節目時，她讓那些得抑鬱症的孩子看自己手上的煙疤，一副“我也有過青春期”的悲壯。我一開始當笑話聽，後來有次看過她胳膊，抽口冷氣，氣急敗壞：“不許！”小宏對她只是溺愛，只有我問他，他才說：“範的內心有一部分其實是挺尖銳的。”一副心疼的口氣。他不責備她，也不要她改變，只是過馬路的時候輕扶著這姑娘的胳膊——因為她永遠在打電話，完全不顧來車。

那天看老範的粗編版，其實挺觸動我的，只是我沒告訴她。有一段紀實是我採訪完宋，兩天後，他要正式登臺朗誦。當天他爸說好要來，臨時有工作沒來。他急了，又捶著牆，不肯上臺演：“既然他不來，你說讓我幹嘛來呀？”

他父親後來趕到了現場，說事兒沒處理好，“今後一定改……”

宋打斷他：“能自然點兒嗎？改變也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以前怎麼冷落我的？我不願說，一說就來氣。”

他父親神色難堪，壓不住火，說了句“二十年後你就明白了”，轉身要走，走到門邊又控制住自己。在場另一位帶女兒來治療的母親勸解他，他說：“可能我的教育方式太簡單了，我認為兒子應該怎麼怎麼著。”那位媽媽說：“不光是簡單，不光是家長，不管任何人，你去告訴別人應該怎麼樣，這就是錯的方式。我就錯了這麼多年。”

這話說得多好，我回去還寫進日記裡了。道理我都懂，但只要落到我身上，工作中一著急一較真，碰到自己認為非得如此的時候，就免不了疾言厲色，而且一定是衝自己最親近的人來。

老郝說我。

我不服氣：“那我說得不對嗎？”我心想，事實不都驗證了嘛。“你說得對，但不見得是唯一的道路。”

我一愣，這不就是陳虻說的話？老郝這麼一說，我不言語了。

老範不像老郝這麼硬，做節目時她一吵不過我，就從賓館出走。雨裡頭淋著，哭得像個小鴨子。

我給她發一簡訊：吵不過可以扭打嘛，凍著自己多吃虧。

過一會兒，收到簡訊，說：“我在門口呢，沒帶鑰匙。”

門開啟，我一看頭髮是溼的，小卷毛全粘臉上了，去洗手間找條毛巾給她擦頭：“好啦，我錯啦。”

她哇一聲摟著我哭了，我只好尷尬地拍著她背。

唉，這輩子認識他們之前，我就沒說過這三個字，說不出口。現在才知道。搞了半天，這是世界上最好聽的三個字。

她讓我最難受的，不是發火，也不是哭，是這事兒過後，就一小會兒，她臉上還掛著哭相，眼睛腫著，天真地舉著一隻大芒果，趴在我床邊一起看網上有趣的事兒，還自言自語：“你說這會兒心情怎麼跟剛才特別不一樣呢？”

我事後問她：“你幹嘛這麼脆弱啊？這只是工作嘛。”

她說：“因為我在意你啊。”

沒人用這方式教育過我，我當時噎住。

我每每和老範吵架，分歧都是，她時時處處要為我們採訪的人著想、開解。而我擔心這失於濫情，不夠冷靜，覺得工作應該有鐵律，必須遵從，不惜以冷酷來捍衛。

某次採訪一位老爺子，做實業十幾年，掙了幾百億，捐出四十億做公益。他崇拜曾國藩，要“求缺”。閒著沒事的時候，我說你經商很成功，那要你來經營新聞，能做成麼。他認為跟企業一樣，抓住核心競爭力，建立品牌，品牌就是人。我說那負面新聞你怎麼處理？

他搖搖頭：“新聞不分正面負面，新聞的核心是真實。”這句話我早知道，但從他這兒說出來，還是讓我琢磨了很一會兒。

這位老爺子脾氣直，採訪談得差不多了，他直接站起來把話筒拔掉。“可以了。”他說，“柴靜，來一下。”我挺意外，但知道這老頭兒肯定是要講點什麼給我聽，比如像曾國藩一樣指點下別人面相。

果然。

進他的辦公室後，他就說他懂點看相：“你，反應很快，才思敏捷……但是……”

來了。

“……你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