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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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的木門原是深綠色，褪色很厲害，推開時“吱呀”一聲響。一進門就是病床的床尾，一個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發著高燒，臉上燒得發亮，脖子腫得很粗，臉上的肉都堆了起來，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水聲。

“哪兒人？”調查員問。

“哈爾濱。”很重的東北口音。

“家裡人？”

“老伴。”

“電話？”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說到這兒老人忽然劇烈地咳嗽起來，整個上半身聳動著，痰卡在喉嚨深處呼嚕作響。

我離他一米多遠，想屏住，卻在面罩後面急促地呼吸起來。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貼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氣來。背後就是門，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身體不受控制，腳往後縮，想掉頭就走。

那個三十多歲的調查員，站在床頭一動不動。他個子不高，離老人的臉只有幾十公分，為不妨礙在紙上記錄，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著眼鏡。等老人咳嗽完，他繼續詢問，聲音一點兒波動都沒有。

整整十分鐘，我死死盯著他，才有勇氣在那兒站下去。

離開的時候，我看到另一張病床上的小夥子，脖子上綁著一個痰巾，上面有一些穢跡，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張的靜脈。我們走過的時候，他連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來看他。他沒有昏迷，眼睛是睜著的，只是什麼表情也沒有。日後，我在很多絕望的人臉上看過同樣的空白。我想跟他說幾句話，調查員舉手製止了。

這時，我才發現直覺裡的詭異之感來自何處——整個病區裡只有三個病人，沒有醫生，沒有護士，沒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聲，沒有儀器轉動的聲音，沒有金屬託盤在什麼地方叮噹作響，這個病區沒有任何聲音。

胸科醫院當時沒有清潔區和汙染區。出來後，我們站在門外邊的空地上脫隔離服，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站著脫。我單腳跳著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褲子上差點摔倒。抬頭，才發現攝像陳威正拿機器對著我，紅燈亮著，我才想起來得說點兒什麼。邊想邊說我看到的情況，結結巴巴，沒人怪我，包括我臉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佈由五天一次改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長假；北京市確診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聞釋出會後，恐懼“嗡”一聲像馬蜂群一樣散開，叮住了人群。

系統嘎嘎響了幾聲後迅疾啟動，開始對疑似病人大規模隔離。海淀衛生院的女醫生第一次穿隔離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隻桶，拎著那隻桶她好像忘了要幹什麼，拿著空的小紅桶在原地轉來轉去。我問她怎麼了，她嘴裡唸叨著：“我小孩才一歲，我小孩才一歲。”

醫生都是跑上車的，我們也只好跟著跑，鏡頭抖得像災難片。“趁著天亮，快！快！”他們喊。

上了車，他們都不說話，手腕一直彎著向後反扣，系口罩。繫好了，過一會兒，鬆開，再系，系得更緊一點。

車開到中國農業大學宿舍樓底下，之前有病人住過這裡，兩個穿墨藍西裝的物業在等著接應，看見一大車全副武裝的人下來都傻了。醫生給他們手裡塞了口罩：“戴上。”他們木然著，以絕對服從的姿態戴上，一人戴兩個藍口罩，壓在一起。其中那個胖子，不知道從哪找了一個白色護士帽戴著，有一種讓人恐懼的滑稽。

病人的房間在二樓，防疫消毒人員上了樓，沒有敲門，先拿噴霧器往門上噴，聲音很大。房裡的人開啟門，看見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聲尖叫，“咣”給關上了。門被叩了幾下，從裡頭瑟縮地開啟，噴霧器比人先進去，印花格子被子上，牆上張曼玉的畫像上，粉紅色兔子上……過氧乙酸的霧體漫天飄落下來，掉進桌上熱氣騰騰的泡麵桶裡。

後來我發現，人在那樣的狀況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個女生隔著桌子，茫然地把一張火車票遞給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給我退了麼？”我不知怎麼辦，把票接過來，又放在桌上。

臨走的時候，她們本能地想跟著出來。門緩緩帶上，我看見她們的臉重重地往下扯著，眼看就要哭出來。那個有一歲小孩的醫生又走了進去，安慰她們。我在門口等著她，她出來的時候大概知道我想問她什麼，說：“我也是母親。”

那時候我才能回答陳虻的問題——當一個人關心別人的時候，才會忘記自己。

到七二一醫院的時候，我看到醫生護士衝過來，飛奔著跑向衛生院的消毒車。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