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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地震，我們坐伊爾七六軍用運輸機去喀什。機艙裡開進三輛大卡車，放了十幾只搜救犬的籠子，沒座位，我找了個廢輪胎坐上，沒窗子，噪音大得根本聽不見對面的人說話，飛了五個小時，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顛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點，大月亮，天地刺白，軍用卡車從飛機裡開出來，我們坐上，四小時開到伽師。地面不好走，剛開始站在卡車車廂裡，站不住了就蹲著。路已經破壞得很厲害，一顛簸，我和巨大的德國搜救犬一起滾倒在廂板上。它一聲不吭，從我身子底下挪開，把大尾巴抽出來，廂板上一拍，琥珀色眼睛看著我，等我爬起來了，豎耳擰頭目視遠方。

下車的時候，我終於踩到地上，以為自己腿軟了，低頭看，才發現自己站在一家人原來的茅草屋頂上，已經塌平，草從地裡孳出來。

我茫然往前走，六點八級的地震，兩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範圍內，土木結構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爾平原上空空蕩蕩。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圍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為蓋著白布的死者唸誦《古蘭經》。再往前，女人們正在找大石頭，在空地上架鍋做一點吃的。黎明剛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紅的火苗一躥一躥舔著鍋底。

如果這會兒是在演播室，災難對我來說，只是一個需要完成的新聞，我只關心我播報賑災的數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見一個老大爺光著一隻腳，另一隻腳上穿只解放鞋，拄著拐走了兩里路，從我們的卡車上翻找出一隻在北京隨處可見的帶眼的舊黃皮鞋，端詳一下，套在腳上走了，我才知道什麼是賑災。

陳虻說過：“去，用你的面板感覺新聞。”

這地震把我從演播室震出來，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過一個坍塌半邊的牆。我站住，用手指輕輕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點水泥，水泥極少，一捻就碎。旁邊站著一個戴赭黃頭巾的維族老人，我還沒來得及張口問什麼，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頭哭了起來。我下意識地摟著她一聳一聳的肩膀，臉貼著她的臉，她的皺紋凍得冰涼。

第二天去拍帳篷小學升旗。去的時候記者雲集，小學生從廢墟壓著的課桌裡，把紅色綠色的書包抽出來，拍拍土，升上國旗，開始念“我美麗的校園”。

做完節目，我被表揚了：“不錯，有細節。”

拍完撤器材的時候，邊上有一對雙胞胎姐妹在玩。我問她們住在哪兒，小孩子領著我走，停在一個空地上。房子塌了，從家裡拉出來的兩床被子就放在地上，連個鋪的氈都沒有。我伸進手一摸，裡頭都是細碎潮溼的沙礫。當時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麼辦？”

她們的小哥哥拿只鐵皮桶，帶我走了約莫一里路，有一個積著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敗葉用桶底漂開，裝了半桶，回來搬兩塊石頭，把水倒在鋁壺裡燒。

這就是他們的生活，而我剛才在向全國人民說他們已經揹著書包開始高高興興上學了。

我什麼也說不出口，只能蹲下來給小姑娘把鞋帶繫上。

新疆的最後一天，“面對面”製片人賽納打來電話，讓幫忙採訪個人物。

“採訪誰？”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達吾提·阿西木。他是個村支書，戴著維族老年人那種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黃的絡腮鬍，臉又紅又寬，坐在塌掉的房子前頭砸壞的凳子上。他滿臉是灰，我也是，頭髮全是頭盔壓的印子，這次我什麼問題也來不及準備。

我看了看周圍，問：“您現在房子沒有了，晚上睡在哪兒？”

“地上。”

“睡著了嗎？”

“一想到家裡有五個人死了，想睡也睡不著。”

“睡不著的時候想什麼？”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裡的一千四百多戶人怎麼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這時候就會想，該第二段落了，該上升到什麼層面了，但是坐在這長天大地上，什麼都沒了，燈光沒了，反光板沒了，耳機裡的導播沒了，我採訪的人聽不懂漢語，翻譯是當地人，只能問最簡單的問題。

“這個地震怎麼發生的？”

“當時感覺有打槍的聲音，地就晃開了，晃了兩次。我就在原地蹲下來，旁邊的那堵牆塌了下來。我滾進了水渠裡。在水渠裡面我抓住了一個桑樹枝。滿天的灰塵。”

“從水渠出來以後呢？”

“就往家裡跑。到了家以後我爬上了房頂，周圍全是塵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