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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不去兒子家住，非得修自己的房子，還拒絕別人動手。

“我把這房子掀球了！”他五十多歲的兒子喊不下他，急了。

我們去了，爺爺一看人多，煩了，下來。

我問：“您多大歲數了？”

他正在氣頭上，兩眼圓睜，手一甩：“沒得好大。”

村長在旁邊做工作，一邊樂：“他八十三。”又轉頭對他喊：“這是北京來的記者。”

老爺子不管記者是幹什麼的，聽到北京倒是氣平了：“北京來的，哦，北京來的，北京地震沒有？”

一臉關切，我挺感動。

聊了會兒，村長說：“他唱山歌唱得最好。”

我哄他：“唱一個吧。”

老爺子犟得很：“不唱。”誰說也不行。

後來幾天，他還住在半塌的房子裡，天光從殘瓦上漏一滿地。白天也點一堆柴火，跟幾隻大肥貓圍在火邊，頭髮亂蓬蓬，手抄在藍布裙裡，臉映得微紅。他耳朵背，也不懂普通話，我每次經過他家門就大喊一聲“爺爺”，這個詞他聽得懂，每次都一樂，滿嘴沒牙。

臨走前一天，傍晚吃完飯，在葉哥家坐一堆閒聊。村裡人聽說我們要走，都聚來說話，天暗下來，一個一個深灰淺灰的影子，路邊蹲著，或者坐在石頭上。男人說縣城裡的樹、房子和路，女人們聽著，拿樹枝子在地上劃拉，有時候自顧自低聲說上一陣子，把小貓拿來撫弄一會兒。暮色裡看不見臉了，聽著點聲音也是個熱乎氣兒。

爺爺忽然從坡上下來，人前一站，直接開口唱了一段，唱完了，拔腿就走。弄得我們手忙腳亂，幸好還錄上了幾句。

後來羅陳把爺爺唱的歌放在每個節目段落的開頭。聽不懂他唱什麼，讓村裡人翻譯，他們也說聽不懂。但那段時間我醒時夢裡都是那幾句，老覺得他在唱“什麼什麼楊柳坪哦……村噥”，唱得我心裡一起，一落。

幾年後，說起這期節目，草姐姐才說：“你們當時在四川，第一天拍完傳回來的片子，領導看了有點擔心，說這樣的片子會不會太灰色，乾脆讓他們回來吧。”但她沒有轉告我們，也不干預，日子一天天過去，生活最終從片子裡流淌出來，審片的時候，“大家都接受，臺長都哭了”。

當時來不及想這些，羅陳趕這個節目三天沒睡，實在困得不行了，我說我來寫後面的解說，你去睡會兒吧。他和衣在沙發上倒一會兒寫完我去找張潔：“這期讓我配音吧。”他看我一眼，我當時重感冒，鼻音重得可怕。

我問他：“你覺得這聲音行麼？”

他還在沉吟。

我說：“你不讓我配我跟你拼了。”

配完音，我回到家，才收拾行李，把沾滿泥土的靴子放在架子上，擦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點，把催我領郵件的單子揉成一團扔到垃圾袋，洗一遍衛生間，潔廁靈濺在手腕上有些腐蝕的疼。袋子裡的東西——望遠鏡、電筒、頭燈、救生衣，一一放好，洗臉的時候我看到髮際線和臉上的顏色相差很大，胸脯和胳膊上完全是棕黑色。

要了外賣吃，在一堆書的底下找到安德森·庫珀的書。他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記者，作過很多災難和戰爭的報道，在序言裡他寫道：“回到家裡，等待我的是一疊疊的賬單和空蕩蕩的冰箱。去超市買東西，我會完全迷失……一群女孩一邊喝著水果顏色的飲料，一邊談著化妝品和電影，我看見她們的嘴唇在動，看見她們燦爛的笑容和挑染的頭髮，我不知該說些什麼，我會低頭看著自己的靴子，然後看到上面的血跡。”

窗外小區門人們剛剛打完球回來，互相拍打著哈哈大笑。

“我在外面待得越久，情況就越糟糕，回來後甚至無法開口說話。”他說，“我會去看電影，去見朋友，可幾天後，我發現我又在看飛機的時刻表，尋找可以前去報道的地方和事件。”

我們都努力把自己報道的世界與生活分隔開，但是都發現自己已經成為它的一部分。

他說：“我以為我能就此脫身而出，不受任何影響和改變，但事實卻是我根本無法解脫。根本不可能做到視而不見，即使不聽，痛苦還是能滲透到你內心深處。”

節目播出後，一位素不相的導演打電話來說“安排讓你朗誦一首詩”，就要跟我談論內容我打斷她：“不，不朗誦。”

她有點意外：“這可是念給大地震的。”

“我是個記者，不適合唸詩。”

她還繼續說。

“我知道這詩很好，這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