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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沒有一個隊伍，我們只有兩個人。深山裡我就看到他一腳一腳地騎，我曾經想過，走到什麼時候是頭啊？渺茫嗎？非常渺茫。想金牌？對，你想拿，但是這一腳腳踩能拿嗎？如果拿不到的話，他還會有這個動力嗎？”

天色已經稠藍，攝像機需要重新調白，籃球比賽馬上要開始了，但師徒二人憋了一肚子話要說，我沒法說“停”，我回頭看了一眼，老王一心一意彎著脖子調焦，粗壯的後頸曬得通紅，背上像有塊鹽鹼地。

沈教練繼續說：“這次奧運失敗之後，我知道黃金寶的心裡是翻江倒海一樣的難受，但是第二天他還是一腳一腳在那踩，陪著隊友訓練，示範自己的錯誤，說：‘你不要學我。’”

他站在場邊看，想讓黃金寶停下來，說你不要再蹬了。

但實在開不了口。

凌晨三點，回家的路上，雨牽著線一樣從發尖往下淌，鞋溼了，踩下去裡面有個水泡，“咕唧”一聲。人有一種疲倦的興奮，像烏黑的深淵裡著了火，回到家在床上好久睡不著。八月的雷真厲害，洪大悶重，一聲下來，底下的車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陣子才停。過一會兒“嚯啦啦”一聲，車又動物一樣本能地吼哮起來。

我乾脆爬起來，寫臺北跆拳道運動員蘇麗文的稿子。參加跆拳道爭奪銅牌的比賽前，她已經有嚴重的左膝傷，比賽時只能單腳站著，把左腿像布袋一樣甩出去攻擊對方。她被擊倒了十四次，我問她每次倒地之後的幾秒鐘裡，在想什麼。

她說：“前兩秒用來休息恢復體力，下兩秒來想戰術如何回擊。”

“不是自憐，也不是忍受痛苦，她要贏，這是運動員的企圖心不管自己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就算腳斷掉也要繼續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

以往我很少做這樣的題目，覺得是普通勵志故事。記者要反映更復雜艱深的世界才讓人佩服。現在這期節目，沒有審片人，也沒有觀眾，沒有外界評判，我只是一個人，面對另一個活生生的人，她的左膝撕裂，腳趾斷了，坐在輪椅上，被踢腫的手纏著紗布，跟我說的這幾句話，漚在我心裡。

下半夜，雷聲停了，雨聲瀟瀟，八月的長夜彷彿沒有盡頭。

有同行後來問過我，說我們都覺得你挺理性的，為什麼今年做地震和奧運的節目這麼感性？

是，我天性比較拘謹，平常三個女青年喝個酒，我只能愁眉苦臉抿一小口兒，老範和老郝都摟在一起淚汪汪了，我尷尬地拍著她倆，說不早了咱走吧，這兩人就上火“你這人特沒勁”，嫌我不投入不表達。加上過去幾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藝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強調旁觀，刻意抽離，把戒律當成一根繩子捆在身上。

當然，不約束不行，沒有這職業要求著，毛病早氾濫成災了，但是捆得太緊，有的東西確實就流淌不出來了。

汶川地震的節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邊說到女兒的時候，我剋制得喉嚨都疼了，眼淚還是流了下來，拿手擦了，以為沒人看見。

但編的時候，在鏡頭裡能看出來，我就對羅陳說：“把這個拿掉吧。”

他說為什麼。

我說，記者應該冷靜，不應該掉眼淚。

他說，我覺得挺好，不過分。他留著這個鏡頭。

我想起錢鋼老師的話，在“雙城的創傷”中，我給小孩子擦眼淚的鏡頭引起爭議時，他說，別太急著回答對還是不對，清水裡嗆嗆，血水裡泡泡，鹹水裡滾滾，十年後再來回答這個問題。不到十年，我心裡的規矩走了好幾個來回，也還沒有那個最後的答案。當下只覺得，太固執於一個律條，覺得記者就應該怎麼樣，非要誇張，或者非要掩飾，都是一種姿態，是一種對自己的過於在意。

陳虻有一次審片子，審完對編導說，這片子得改，觀眾看不懂。

那位編導說，你看懂了麼？

他說，看懂了。

編導說，那你比觀眾強在哪兒呢？

他愣住了。

實習生跟著我，練習寫解說詞，寫到“遒勁有力的大手”，被我刪了。他說這不挺好嗎？

我說：“我們不要形容詞，少點修飾。”

他說：“你不是說要有感情嗎？”

我說：“寫東西的人不用帶著感情寫，寫得客觀平實，事物自會折射出它本身蘊涵的感情。”

他有點嘀嘀咕咕的。我問怎麼了，他說，那柴老師您這節目什麼主題？我說沒什麼主題，就是幾個人的故事。

他說：“啊？我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