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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不會把它當回事”。

他跟我說：“是林語堂還是陳寅恪說的，這個民族有五千年曆史，非常了不起。他說，不管怎麼個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覺得他一針見血。這個民族淺薄，沒有文化，不重視歷史。我說這個話根本就不怕得罪誰，就這麼淺薄。”

中國這些參與歷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記憶。“不能再等了。”他說。

他做歷史：“《論語》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後才成書的，已經都不對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說的是誰的事。我們做口述歷史這件事，就是直接聽孔子說……世世代代老聽心得，進步速度會非常慢。”

他採訪的是參加抗日戰爭的國共老兵，題目叫《我的抗戰》，“我們總說國家要體面，如果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灰頭土臉的，我不相信這個國家會體面。所以我建議多用‘我的’，少用‘我們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戰》釋出會時，他已經採訪了三千五百個人，有時候一個人採訪一個多月，一百多盤帶子。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超過了兩百萬分鐘，收集的紀錄影像也超過兩百萬分鐘，收集的歷史老照片超過了三百萬張。兩年花了一億兩千萬，這些錢都是他自己籌來的，到處找，“最感興趣的投資人是我們抗戰的對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說：“很多人覺得這些事應該是搞研究的人來幹。”

他一笑，多麼熟悉的嘴角一彎：“他們在評職稱，還有更緊要的事。他們評完職稱也會想起來幹，不著急，誰想起來誰幹。”

有一位電視臺的同行，站起來請他談一些對當下電視臺紀錄片的看法。

“我對電視臺的使命和節目編排沒有什麼想法，我也不願意想，因為那樣可能會耽誤我幹正事。我有那個時間，就能多采訪一個人，多整理一些材料，這樣可能更有功德。我現在想，我二〇〇二年為什麼得病，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在為什麼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麼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這一點可能更重要。”

他在臺上衝我笑，說：“柴靜那時候總看到我憂鬱的樣子，不開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興。”

二〇〇二年時，他不大上“實話實說”了，有一些傳聞，說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夥在食堂吃飯，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說“我的抑鬱症”，場面上靜得有點異樣。

有天我坐在電腦前，辦公室門一響，小崔進來了。我很意外：“你找誰？”

“找你。”他拉過一把藍布工作椅，坐我對面。

我們對坐著聊天，同事路過說：“嗬，真像調查的採訪。”

這不像普通辦公室裡的閒談。他一句寒暄沒有，談的是都直見性命的事。這些話題我不陌生——讓人失望的現實，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堅守的人……這些話，很多人在攝像機的紅燈面前說，很多人在文章裡說，很多人在喝酒後說。他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坐在一個並不熟絡的同事面前談這些。他說話的樣子，就好像，就好像這些東西都是石頭一樣，死沉地壓著他，逼著他。

我隱隱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對他說我們需要他，不是因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著我心裡評論部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這是那塊牌子上“前衛”兩個字在我心裡的意義。姚大姐過來找我問個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臨走拉開門，又回身說了聲“謝謝”。

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有點心酸。

他說現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裡的這些抗戰老兵：“我每看這個，就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我們受那點委屈算個屁啊。這裡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詞啊，對他們來說小意思。受盡委屈，有誤會，沒有錢，半輩子吃不飽飯，兒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鄰居一輩子在盯著你。當我每天看他們經歷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這個年齡經歷的所有事都特別淡。”

看片會上，拍《我的團長我的團》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說拍該劇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戰時國民黨的將領杜聿明、孫立人，他們確實戰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記載。“可下面計程車兵就沒有人知道了。我和蘭曉龍開車沿著昆明一路走，一個一個採訪，越瞭解渾身越顫慄，越顫慄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燒的歲月》之前，聽父親說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說，採訪後，才發現這些國民黨老兵和他的父輩完全不一樣，“他們從來不說。越不說我越想知道，於是我們利用各種技巧，各種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