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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

“那個孩子。”

她說：“沒有啊，我覺得他對我們很接受啊。”

我說：“不對，一定有什麼不對。”

“你想多了。”她說，“對了，明天能做盧安克的主採訪嗎？”

我皺著眉，急躁地說：“不能，放到最後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採訪拿在手裡才安心，這是常規的做法，但我沒法告訴她……我幾乎有一種願望，如果能不採訪盧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麼事，或者他明天拒絕了我們的採訪，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範會交流一下采訪應該怎麼做，但這次隻字未提。我帶著近乎冷漠的神色寫自己的提綱，她在隔壁床上時不時看我一眼，期待著我說點什麼，我被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著，幾乎快恨起她來了。

我是對自己感到憤怒，憤怒是對自己無能的痛苦。

第二天，我們還是拍攝孩子。

板烈小學有兩百四十名小學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從四歲起就住在學校裡，一個宿舍裡七八張床，半數的床是空的，因為小孩子選擇兩個人睡一張床，為了打鬧，也為了暖和。家裡給帶的倒是最好的紅綠綢被子，久無人洗，被頭上磨得又黑又亮。

孩子們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來的。問父母怎麼知道他們的身高，其中一個說：“我一米二，我用摺尺量的。”另一個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買的，十八塊錢，用粉筆描得雪白，明顯超大，兩隻腳尖對得很整齊擱在床下。

盧安克不是這所學校的老師。他沒有教師許可證，不能教正式的課程，只跟孩子們一起畫畫唱歌，生火做飯，修被牛踩壞的橡膠水管，週末也陪著他們，下過雨的泥地裡，從高坡上騎腳踏車衝下來，濺得一身爛泥。

這些小孩子性情各異，但都黏著盧安克，一條腿上橫著躺四個孩子，嘰嘰呱呱叫他“老爸”。我試圖看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發現不管我們在不在他們視野裡，都一樣。

學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樹，有些年頭了，長得高又壯，他們仰脖看：“盧老師，你說大馬蜂窩會不會掉下來？”

“不知道。”他慢聲說。

有個孩子揪著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來老長，盧安克就歪站著。孩子問“大馬蜂會不會蜇人”，一個門牙上粘著菜葉的傢伙嬉笑著戳他：“蜇你。”

他兩個扭打翻滾在一起了，盧安克也不去看，跟剩下的幾個繼續聊馬蜂的事。

我打心底羨慕這些孩子……不是羨慕他們和盧安克的親密關係，是羨慕他們合理自然。他們的一舉一動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麼，他們有什麼話就說，有什麼感情就釋放出來，無拘無束。

人多的地方總有老範，她也圍著盧安克：“木棉樹什麼時候開花啊？是不是鮮紅鮮紅的？安克你有沒有開花的照片給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應呢，倒也歡天喜地。

我遠遠地看著他們。我的任務是採訪這個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識到“自我”的存在。這東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護，現在卻讓我窘迫不安，進退不得。

主採訪總要開始的。

事後我想，我們做對了一件事，就是放棄了平常在屋子裡打著幾盞燈，佈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著臉的佈景，而是把採訪地點放在了盧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時一天在群山裡走幾十公里，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麼都沒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場。

扛椅子上山頂的時候，學校的領導說大冬天的坐外頭太冷了。冷就冷點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裡不能摳著地上的草莖，我覺得我心裡一點勁兒都沒有。

山腳下是小學校，我和盧安克坐著小板凳，腳邊放著一隻破搪瓷盆子當炭盆。他沒襪子，穿著當地老農民那種解放鞋，鞋幫上的洞看得到腳址。我想問一句，他溫和地說：“不要談這件事。”

機器上的小紅燈亮了，攝像給我一個手勢，一切必須開始了。

我從盧安克的經歷問起，覺得這樣有把握一些。

“當年在南寧發生什麼了？”

“我記不起來了。”

“你為什麼要來這裡？”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他沉靜地看著我，很多次重複這兩句話。

我腦子裡有個“嗡嗡”尖叫的聲音：“這個採訪失敗了，馬上就要失敗了。”

我又問了幾個問題，問到他為什麼到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