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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擁有一幢大廈後，若不是整幢賣出去，就是自己使用或租給其他用家。所以，當年地產公司通常稱為置業公司，並不稱作發展商。

“我記得那時一些位於九龍深水一帶的物業頗為吃香，買家多是‘金山阿伯’（華僑），他們置業就是為了收租。而那些地產商，像利希慎家族、何東、廣生行、陸海通等，亦一律是以建樓收租為主。通常建築期是一至兩年，租給別人，起碼7～10年才能翻本。而那些小的地產商，則是小本經營，通常蓋兩層到四層的房子出售，行內稱之為‘炒四熱葷’。總之，這種經營方法，既不能加速資金的週轉，賺不到大錢，亦無法解決香港的住宅緊張問題。”

至於這種傳統的地產經營方法為何流行多年，霍英東說，這是因為樓房的產權和責任問題解決不了，“那時港府不隨便承認樓房的上蓋，即建一二層，或四五層，政府都不理，政府把地賣給你後，只承認你一個業主，只向你一個業主收地價和地稅。若把樓宇分層出售，當時法律上還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其實，不僅是在香港，而且在世界各地，那時樓宇買賣都是以一整幢作為單位。這種陳年行規沿用了多年，沒有人覺得它有什麼不好，更沒有人提出要去改革它。

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香港一些地產商開始覺察到這種經營方式的侷限性，於是想改弦易轍，探求新的售樓方式。他們想出的新方法就是：好像“切月餅”那樣，把樓宇契約切開，即“分契”，然後把樓宇分層出售。

但那時在香港，“分契”並無先例。這時，有一個名叫羅顯勝的大律師認為此法可取，沒有與現行法律牴觸，只需經過一番繁雜的呈稟手續即可。結果，羅顯勝果然成功，解決了分層出售的法律問題。但是，那時的分層出售也僅僅侷限於一些唐樓式的樓宇，即一些最高不超過5層，每層只有一個面積1000平方英尺左右單位的舊式樓房——事實上，20世紀50年代初期前的香港樓宇，基本上也是這種5層以下的舊式樓房。

地產商將樓宇分層出售之後，光顧樓宇的市民多了起來，但買主還是侷限於一些富裕人家。當時的樓宇，每層約1000平方英尺，每平方英尺約20元，總價約為兩萬港元。但那時普通的打工仔，每月的工資約為200元，一下拿出兩萬元來的人畢竟不算很多，故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香港地產市場，仍然不算活躍。

霍英東籌建油麻地四方街樓宇時，就決定採用分層出售的方法，出售所有樓房。“那時租房要交一筆頂手費，我們叫做‘七千頂手，月租兩百’，即頂手費一般要7000元，每月還要交200多元的租金。但相同面積的一層樓，售價一般在1。4萬至2萬元之間。也就是說，一個出得起頂手費的租客，再支付與頂手費差不多的錢，就能買到一層屬於自己的樓房，兩者比較，自然買樓比租房合算得多。”霍英東說，“況且，分層出售樓宇，資金週轉快，回收快。”

霍英東興建的四方街住宅樓宇，除個別高達6層外，絕大多數都是5層，每層平均800餘平方英尺，售價由1。4萬元至3。6萬元不等。

首創售樓說明書

霍英東曾一度經營雜貨鋪，亦從事過剩餘物資的買賣，又做過3年海上貿易。這3次經歷，其實都是做商品流通的生意。也可能是這個原因，霍英東對商品流通的意識很強。一踏足地產行業，他就有了超前於當時的地產商的商品意識，就是把樓宇當成商品，並想方設法加速樓宇進入市場，以此加快資金週轉，縮短投資回收期。

事實上，也可能是由於那時做地產生意的人的這種地產商品化意識不是很強，故而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地產尚未正式形成一個新興行業。而那些做地產買賣的人也並未稱為地產商。但這一切，在霍英東涉足地產生意之後，就逐漸有了變化——甚至可以這樣說，主要是由於霍英東的大膽探索和成功實踐，帶動了香港地產市場的勃興，從而使香港的地產行業在50年代中期形成，一些地產商亦相繼出現。

為把四方街的樓宇迅速推銷出去，霍英東在籌建之初，就想到了一種促銷方法：編印樓盤說明書，上面有詳盡的樓盤情況、價格、交樓日期等等，向買家廣為派發。

印發售樓說明書，在當時是個創舉。

我曾問霍英東：“怎樣會想到這個招數？”

“其實也很簡單，有了地，要蓋樓，關鍵是要有人買，但房屋並不像膠鞋之類的產品有個樣板，不同的樓宇，有不同的高低、結構、面積和材料，所以要預先編印一本說明書，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