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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這種方式未必是對的，這只是個人的性格使然。

霍英東很重視這部《霍英東全傳》。自我將書稿交給他以後，他去公司上班，到中華遊樂會打球、按摩，回到家中，或者出差到廣東、北京、日本、美國……他都將書稿帶在身邊，一有空，就拿出來看。正因為他隨身帶著這份書稿，所以時常跟著他的王寧世（霍在北京的秘書）、霍文孫等人，也有機會看完了這些稿子，他們幾人都向我提及此事。王寧世說：“老闆每次來北京，桑拿時，稿放在外面，我就拿來看，結果也看完了。”有幾次，他的秘書凌漢偉說：“幾磅重的稿，但老闆時時都帶在身邊，其實，他哪有時間看，但還是帶來帶去……”

霍英東前前後後對書稿提過不少意見。

有一次，在中華遊樂會，霍英東突然問我：“有沒有看過《曠代逸才》這本書？”

我說沒看過，也沒聽過。“你看過了？”我反問他。

霍答：“我也沒看完，但何生看過，向我推薦。這部書分六七本出版，我覺得我那本書也可以分成幾本出版，每本一個內容，比如體育是一本，在內地投資是一本，這樣讀者喜歡哪些內容，就可以選擇其中的一本來看……”

我覺得霍英東的想法並不可行，但當時也沒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說：“我儘量找《曠代逸才》這部書來參考一下。”

此事後來不了了之。

霍英東對書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說到書的目錄和書中每一章的題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與歷史的發展分不開的，所以在目錄裡，最好把每一件事發生的時間都註明上去，比如‘初見鄧小平’，那是1964年；又如‘再見鄧公’，是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之後；以後經常見到鄧小平，但每一次見的含義、歷史背景不同，所以有個時間註明在目錄下，人家就清楚了。”

兩天後，霍英東還將他自己親筆註明的各個時間年代的目錄給了我一份，讓我參考。

我認為，在不違反作者觀點，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對一些問題進行刪改是可以接受的。霍英東後來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資料。所以，在1996年8月，我曾躲在中山溫泉7天，全面修改此稿。

何時出版《霍英東全傳》，霍英東的意見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見至少是在“七一”香港迴歸之後，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還安排凌漢偉先生和我就《霍英東全傳》做一次全面修改。凌來我們公司兩天，將霍英東不滿意的地方告訴我，而我也據此對書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刪減。之後，我和霍英東還見過幾次面。

當然，我和霍英東這兩年接觸、交往的情況，遠遠不止於這些。

1997年4月底的一個星期日，霍英東約我到他位於山頂普樂道2號的私邸見面，同行的還有凌漢偉先生。霍英東近幾年大多時間都在這裡居住。

那天的家庭式聚談，約莫有3個鐘頭，霍英東除了談他的身世、他的創業史、他的思想外，還與我們討論“七一”迴歸儀式安排、“七一”之後香港局勢等問題。等到我準備下山時，霍英東還特別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長一段時間沒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這一年變化很大。另外，6月底，我們在北京郊縣搞的一個高爾夫球場開張，如果你有空，到時也請你去看一看。”

寫《霍英東全傳》，最初，於我而言，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從經濟上考慮，希望這本書能夠暢銷，有較好的經濟回報；二是希望重溫一下香港近半個世紀的演變歷史。

但開始接觸、採訪霍英東以後，以及在撰寫《霍英東全傳》的過程中，有時與別人閒聊，有人居然對我說：“霍英東是個‘走私仔’，大家都知道，他是走私軍火起家的……”“他兒子霍文芳在美國走私軍火被美國警方抓獲，一看就知，霍英東全家是靠軍火發達的……”

聽到這些，我覺得社會上太多的人對霍英東有偏見，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他，其實這些人又有哪一個是瞭解霍英東的？他們這些話，純粹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而來的，這對霍英東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將我所能瞭解到的情況和我的認識回應對方。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覺得有責任把一個真實的霍英東告訴給讀者，澄清社會各界對霍英東的偏見和誤解。

當然，真實的霍英東並不是十全十美的。

於我而言，寫人物傳記不存在為傳主歌功頌德或對傳主批判貶毀這個問題，因我總喜歡把人物當作歷史來寫，希望透過一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