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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文芳喜歡在外頭做自己的生意，霍英東對此大加反對。我曾聽說這樣一件事，有一年，霍英東在香港接到內地東北地區某省政府的來電，對方稱：令公子文芳不久前和我們商談合作拆爛船生意，我們已決定與他合作，並且會大力支援，盡力配合。對方原認為霍英東會表示感謝，誰知霍英東當即在電話裡說：文芳與你們談的生意，我一無所知，也與我無關，希望你們慎重考慮，放棄與他合作。結果，這宗生意最後還是不了了之。據說，在此前後，霍英東曾多次責罵霍文芳，叫霍文芳絕對不能打他的招牌與別人談生意。

令霍英東最為惱火和難堪的是，1991年底，霍文芳涉嫌非法販賣軍火，在美國紐約被捕。霍英東聽聞此事，極度震驚，憤怒非常，對著馮堅妮，口口聲聲大罵霍文芳為“衰仔”。

此事搞得霍英東面目無光，但愛子心切，他還是強忍憤怒之火，四出斡旋。

霍文芳一案公開於世後，霍英東當即透過發言人發表宣告，稱霍文芳有自己的生意，並很少與自己來往。但有些不瞭解內情的人，還是猜測此案與霍英東有關。其實，霍文芳涉嫌販賣的15000支AK47自動步槍，利潤只有240萬美元，摺合港幣約1800萬元，且還是與合夥人共得。這點錢相對家財上百億的霍英東而言，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數目。在這之前的10年間，不包括投資部分，霍英東捐給內地的款項就超過10億港元。試想，家財雄厚的霍英東，難道會貪圖這點小利潤而不惜犧牲自己的聲譽，拿兒子的前途、生命去賭博？

據說，後來霍英東花了幾十萬美元擔保霍文芳回港。霍英東一見到他，就劈頭大罵，並聲稱對他在外頭惹是生非不再理睬，果然，從此兩父子在家庭聚會時，霍文芳雖也偶有出席，但霍英東每次見到他出現，心裡總是湧上一股怒火，雖然不再罵他，卻不再與他說一句話，形同陌路人，且每次都不會給他好臉色看。

後來，洪國華因丈夫涉嫌販賣軍火一事，親自向霍英東提出與霍文芳離婚的要求，霍英東體諒、明白媳婦的心情，當即表示支援。洪國華帶著與霍文芳生的兒子單獨生活後，曾於1995年年中接受《明報週刊》記者採訪，談及此事：“我提出離婚要求，多謝老爺（霍英東）與奶奶（馮堅妮）都支援我的想法、做法，他們更在生活上照顧我們。得到他們的同意，我終於可以過回自由的生活。”

第三十五章�　又見鄧公　回鄉尋根問祖

1977年7月，霍英東率香港足球隊赴北京參加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再次見到鄧小平，和他談體育問題。

不久，霍英東第一次返回故鄉——廣東番禺去尋根問祖……

北京又見鄧小平

1976年10月，中國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四人幫”下臺，飽受10年“文革”之苦而面貌一新的中國舉世矚目。

霍英東雖多次自謙“不懂政治”，但這次，他還是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中國將會有重大的變革。

自20世紀50年代初期，與內地開始做生意後，霍英東與內地一直有生意上的往來，但也只是侷限於“代理”，即代理內地的石油和海沙出口，而並沒有到內地投資辦實業。

可能是由於與內地關係向來密切，也可能是因為自20世紀60年代後期起，霍英東在香港不太得志，故他曾有過在內地投資、發展的念頭。但那時內地天天大談階級鬥爭，大喊打倒“走資派”，而他是海外的資本家，何能到內地投資？

“四人幫”下臺，霍英東感覺到去內地投資的機會可能快來了。

1977年年中，務實派的鄧小平復出，堅定了霍英東的感覺。

那時，霍英東與內地的往來已十分頻繁。自20世紀70年代起，他幾乎每年都到內地去。

1975年9月，霍英東以港澳體育參觀團團長的身份，率領30多人到北京，觀摩第三屆全運會。那時，科威特全國足協主席艾哈邁德·隆敦應邀到京，霍英東還陪他到長城遊玩，與他商談恢復中國在國際足聯席位和“驅蔣”的事宜。9月30日，霍英東還收到以周恩來總理名義發出的請柬，應邀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國務院舉辦的國慶招待會。全運會結束後，霍英東還率團到天津、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觀光。

1977年7月中旬，霍英東又率領香港足球代表團和香港足球總會參觀團，到北京參與、觀摩“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

參加這次邀請賽的，除了中國隊和香港隊外，還有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的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