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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譯者

別的事情耽擱了他的行期。在他收到的所有賀電中，他最關心的是對兩封來電的答覆——法國總統戴高樂打來的一封措辭優雅而動人的電報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的高唱“和平”調子的來電。為了回覆戴高樂的“歡迎，親愛的夥伴”的電文，肯尼迪求助於他自己的法語和文學老師傑奎琳·布維爾·肯尼迪，並和她一起起草了一封熱情洋溢、富有洞察力的覆電。

赫魯曉夫在巴黎會議上鬧翻之後，曾明白表示不打算再跟艾森豪威爾打交道，要等到他的繼任者選出之後再說。他在給肯尼迪的電文中暗示，希望舉行一次最高階會談，並多少有點假心假意地要求恢復“在富蘭克林·羅斯福時代所建立起來的”那種蘇美關係。為了答覆這封電文，當選總統叫我打電話給外交界最負盛名的俄國問題專家之一、他的老朋友“奇普”·波倫。波倫提議的一句話的覆電，似乎跡近粗率、不夠禮貌。當選總統相信“講究禮貌並不是軟弱的表現”，於是自己起草了一份不那麼粗暴，但在實質上同樣謹慎，而語調則較為友好和抱有希望的回電。

即使在當選總統去棕櫚灘過寧靜生活的時候，行政職權的移交工作已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了。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合作使這項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11月9日，他第一次從華盛頓發來了賀電（如果不算頭天晚上他意外發來的那份為時過早的賀電），幾小時以後，他接著又從佐治亞州的奧古斯塔拍來了另一份電報，他是到那裡去作短期休假的。這第二份來電談的全是移交問題，提出“在雙方都適宜的時間”與肯尼迪會晤，指定首席助理威爾頓·珀森斯作為他同肯尼迪工作班子的聯絡員，並且表示他的預算局局長、國務卿和其他官員都準備隨時提供幫助。肯尼迪叫克利福德去跟珀森斯會晤，叫我去跟白宮和預算局的官員會晤，還叫每一個被提名任命的人去跟與自己相對應的人會晤，他本人則於12月6日和1月19日在白宮與艾森豪威爾會晤。

這兩次會晤，艾森豪威爾總是先參加會談，然後他的國務卿、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也一起來參加會談。在這兩次會晤中，當選總統都認真地詢問了他即將面臨的種種問題。艾森豪威爾在競選運動中曾對肯尼迪抱據傲態度，而且顯然推遲了同肯尼迪的第一次會晤，直到競選結果明朗，重計選票也改變不了選民們的意見時他才同意會晤。但這兩次會晤後，據報道，他對一個朋友說，這位年輕的參議員給了他“極其深刻的印象”。肯尼迪在他這方面也發現艾森豪威爾“比我原來想象的好”。他感謝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合作態度，在第二次會晤後說：“我認為我們要求的事情，他們都做到了。”

肯尼迪還在11月14日與尼克松進行了短暫的誠摯的會晤。對於後者打給他的有禮貌的認輸電報，肯尼迪也覆電表示，“這是一次良好的競賽”，並且表示相信，“在今後的歲月裡，你我之間能夠保持我們長期以來的誠摯的關係”。為了實現他提出的與尼克松的這次沒有先例的會晤，肯尼迪從棕櫚灘飛到了佛羅里達州比斯坎島尼克松的假日休憩地。兩人都稱這次會晤是友好的，前總統赫伯特·胡佛為這次會晤當了中間人。

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一經同肯尼迪會晤，就本著愛國的精神承認了肯尼迪當選的必然性。這就幫助平息了關於競選舞弊的猛烈指責，打消了重新計票的要求，並解除了南方的無黨派選舉人的威脅。差距這樣小的競選結果，能夠如此順利地被人所接受，這在別的國家是很少有的。一種友好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了。怨恨、冷淡、互不通氣和漠不關心，這些幾乎是以往總統權力轉移時通常的特點。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是，艾森豪威爾一肯尼迪的移交工作充滿著一種誠摯的、來往密切的氣氛。這就向美國和全世界表明了一種約翰·肯尼迪所渴望保持的團結精神。

固然，分歧是有的。艾森豪威爾在1月間向國會告別時，將提出一個檔案。當我跟艾森豪威爾的預算局官員一起研究那個檔案時，顯而易見這個檔案內所載的靠不住的收支平衡是建立在各種立法活動、縮減開支和歲入估算的基礎之上的，但連他們自己也完全知道，這些都是無法實現的。不過同樣顯而易見的是，他們無意根據改變了的情況去修改他們的預算，而寧願把預算赤字推給肯尼迪負責。與此同時，當選總統則認為，在他負起全部責任和掌握全部情況之前，就去參與、承擔，甚而評論和諮詢即將卸任的政府在他當選到就職這段時期內所採取的行動——包括派遣使節到西歐去改善收支平衡情況和斷絕同古巴的一切外交關係——那是既不適當又不明智的。

在總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