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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意義上也屬於自由派，但我們兩人對那些教條主義的自由派都有意見。……這些人是如此地反對我……“保守派”這個字眼有許多含義，是我不希望同它劃等號的。對我更為確切的字眼是“剋制”。我認識許多政治上的保守派，我同他們是無共同之處的。

肯尼迪曾看到許多左派和右派的獻身政治生涯的人，他們的觀點都可能是僵硬的和固執的；他們對各自的政治思想上的領袖們的主張如鸚鵡學舌一樣毫不加以思考或者重行檢查。適成對照的是，他則自行投票，並不受任何其他參議員或參議員集團，或任何個別的私人和集團意願的約束。

1960年他在對紐約自由黨的演說中，對自己的政治信條作了最正式的陳述：

我相信，作為國家目的的根源在於人類的尊嚴；作為國家行動的根源在於人類的自由；作為國家同情心的根源在於人類的感情；作為我們的發明和思想的根源在於人類的思考。

……自由主義……對人的才能的信心……理智和判斷……是今天世界上我們最良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他談這些話，也相信這些活。但他並沒有寫下來，當然也沒有用這樣的誇大的措辭談論哲學上的觀點。他通常總用較為簡單的方式來概括他在政治分野中的立場：

一個具有幾分剋制感的北方民主黨人。

一個憑自己的良心來為國家謀求利益的溫和的民主黨人。

一個講求實際的自由派……一個實用主義的自由派。

當有人問到他希望成為哪一種型別的總統，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時，他回答說：“我希望做一個負責任的總統。”或許他的妻子對他作了最好的概括：“一個沒有幻想的理想主義者。”

作為參議員、總統候選人和總統，他處事的衡量標準是：行得通嗎？於事有補嗎？同時，他雖然經常地，但並不總是這樣說：通得過嗎？他能以驚人的速度來掌握一個複雜問題的本質。同時，他的天性永遠站在問題的進步的一面；但他天生的小心謹慎，要求他以證據和經驗來檢驗他那些直覺。這種對於有成功可能性的事物強調現實主義的態度，使得許多批評他的人和評論家把他描繪成實用主義者。他確實基本上是個實用主義者。但他也兼具唯心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強烈氣息。每一天發生的令人失望的事提醒他——他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裡，但這並不使他驚異或沮喪。他是如此關心世界的未來，以致永遠不會對現狀感到滿足。的確，他在競選時期和在白宮的歲月裡，他對這個國家和這個星球的情況的分析一貫是以這幾個字開始的：“我不滿足於……。”

他的成長

以上的描繪大部分既適用於他在1953年的情況，也適用於他在1963年的情況。不過在這兩個時期他已是不同的人了。1953年，他所具備的品質沒有比下列這些更為顯著、更為重要的：他的成長潛力、好學精神，以及鑽研和調查問題並堅持親自取得經驗的決心。他總對新的挑戰和競爭感覺興趣，他幾乎對一切事物都有無限的好奇心——人物、地方、過去、未來。對那些沒有什麼話可講的人他感到很不耐煩。他不願使別人感到厭煩，也不願別人使他感到厭煩。但他樂於仔細傾聽掌握新情況或具有新思想的人所談論的幾乎任何話題，而且他從不遺忘他所聽到的東西。他經常閱讀書刊，而且讀得很快——雜誌、報紙、傳記和歷史（也閱讀小說，不論好壞）。有時，他常在飛機上或游泳池旁為我高聲朗誦一段他認為特別有力的文章。

如果說，他對手下工作人員並不放鬆要求的話，那末他在打亂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時間表時，至少卻顯得比以前更為抱歉。他對一般公眾也是這樣。1953年，他把汽車停放在華盛頓鬧市區一個“不許停車”的牌子前面時，曾微笑地對我說：“這就是哈姆雷特所說的'官員們的蠻橫無禮'。”但是十年以後，他於1963年11月在紐約坐車從飛機場到市區去時，卻堅持不要總統通常具有的警衛車隊，情願接受車輛往來和紅綠燈所造成的耽擱，因為不這樣，他在車輛高峰時刻到達就會給紐約市民造成很大的不便。

他對自己的計劃遭到挫折和對他的一些書面批評也越來越習慣了。1954年，當波士頓《郵報》的社論指控他“犧牲了他的選民的最大利益”時，他感到十分煩惱。可是1963年，當右翼作家維克托·拉斯基在其《約翰·F·肯尼迪：這個人及其神話》一書中把他從別人文章裡斷章取義地蒐集到的關於肯尼迪一家的一切不利的謠言和傳說全部刊印出來時，肯尼迪對此書及其作者都置之不理，並認為與其說他是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