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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所提供的條件。肯尼迪在1952年的競選口號是：“他能為馬薩諸塞州做更多的工作。”①他希望有一個人幫助他把這個口號、這些問題和對這些問題的反覆研究寫成法案——他說他希望這個人能夠就在那個月會見哈佛大學的西摩·哈里斯教授、波士頓《環球晚報》的約翰·哈里曼、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的艾爾弗雷德·尼爾以及其他一些專家去討論繁榮新英格蘭經濟的問題。我從來沒有到過新英格蘭，也沒有研究過多少經濟學，不過對失業工人我卻和他一樣感到關切，所以我就開始工作了。

①這一口號後來由民主黨參議院競選委員會應用到許多州的競選運動中去。愛德華·肯尼迪在1962年競選同一個參議員席位時，也一字不改地使用了這一口號，不過這次它受到了很多的批評。

我逐漸驚異地看到這個人能以極端超然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優缺點，他對國家大事總能作出正直、客觀的反應，而且他還能堅持衝破流行的偏見和神話去抓住問題的核心。他有一個受過訓練的、善於分析的頭腦。甚至他穩重的本性也是講理性，而不是憑直覺的。他不憎恨他的敵人，也不為災難哭泣。他既不願意也不善於搞浮誇的言行。

在他那看來是幸運而歡樂的外表下面，存在著對於最為重大的悲劇性事物的一種敏銳的體驗。他生前一直懷念著在大戰中陣亡的他極為欽佩的哥哥和在海外因飛機失事而殞命的一個妹妹。此外，從童年起他就多病多愁，而且另一個妹妹又因為神經遲鈍被禁閉在一家療養院。從這些事中，我們就可以瞭解他對人情的敏感了。參議員本人從來沒有提過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但是由於他熟悉悲劇，所以他同時具有享受這個世界和改善這個世界這兩種願望。這兩種願望，特別是在1953年以前的那幾年裡，有時候是互相沖突的。

他在談話時如此直接乾脆，這也說明他的腦力活動不是很簡單的。當時，馬薩諸塞州的大多數政治家都相當輕蔑地把他看作一個知識分子；而馬薩諸塞州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又同樣輕蔑地把他看作一個政客。他在哈佛大學求學時，特別是在入學的頭兩年，他的輔導教師之一（後來出任大使的加爾布雷恩教授）曾認為他是一個性格開朗、討人喜歡、傲慢不羈、面貌漂亮但一點也不用功的學生。然而他以優異的成績畢了業。他的政治學教授阿瑟·霍爾庫姆發現他是“一個很有前途的學生。他的天性愛好思索，並喜歡把他的思想付諸行動”。

在二十三歲時，他把受人高度重視的大學四年級論文擴大篇幅，寫成了一本出色的書。英國何以沉睡，就那個國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缺乏準備，作了條理分明、很受重視的分析。他寫信給父親說他在那篇論文上所花的工夫“比我有生以來在任何工作上所花的都多”。在三十五歲時，他繼續廣泛地閱讀歷史、傳記和政治學著作。但他對抽象的理論沒有多少興趣。他主要探索可以作為依據來採取行動的真理和可以在其職務上使用的一些觀念。

他投身政治有著錯綜複雜的原因。在往後的年代裡，他常嘲笑那些雜誌撰稿人，因為他們總根據某一個心理上的動機來解釋他的經歷——例如為了在父親面前表現自己一下，為了能勝過去世的哥哥，為了維護家裡的一個老傳統，或者為了成為愛爾蘭人的復仇工具。事實上，他在青年時代曾經認為，只要他哥哥喬渴望踏入政界，政治就沒有他的份，因為喬身體比較強健、性格比較外傾，更符合於馬薩諸塞州政界人物的傳統形象。（也許，年輕的傑克預見到了他和他的兩個弟弟往後會聽到的指責，即指責“肯尼迪家人太多了”。）在我認識他後不久，他就告訴我，他曾考慮當律師、新聞記者、歷史學或政治學教授，或者當個外交官員。（他就讀於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短暫時期，顯然促使他去尋求更有興趣的領域，）但在喬死後，他進入了政治舞臺。

傑克·肯尼迪知道，他要參加競選，而不僅是做一個旁觀者。他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老式的愛國主義者——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而是一個忠於國家利益的愛國主義者。他對幾大洲許多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作了第一手的比較，認為我們自己的制度比其他國家的要好得多。他和巴肯①抱有同樣的信念，即“民主政治……基本上是思想的態度問題，是一種精神上的信條”，同時“政治仍然是最偉大、最光榮的冒險事業”。

①約翰·巴肯（1875一1940），蘇格蘭政治家、小說家和歷史學家。——譯者

雖然在1953年我們會晤時，他作為一個政治家已經取得了相當成就，但他並未妄自尊大地把自己描繪成上帝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