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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作為開端，任何其他措施幾乎都比一項禁止核試驗條約來得好些。他列舉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禁止製造核武器和建立軍事基地等。

總統回答說，在裁軍談判拖延時日，得不出結果時。六七個其他國家卻在發展核武器，與此相比，俄國所說的對間諜活動的擔心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他引用了中國的一句諺語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並敦促赫魯曉夫跨出這第一步。主席說，顯然你非常瞭解中國人，但是我也十分了解他們。總統回擊說，你可能會變得更瞭解他們的。赫魯曉夫最後說，我已經非常瞭解他們了。

最嚴峻的會談是關於德國和柏林問題。正如下面一章中所講的，赫魯曉夫饒舌好戰，而肯尼迪也毫不退讓。正是會談的這一階段使總統頭腦最為清醒。

他後來說，“我離開時並沒有感到……一種諒解……——使我們不至於越過邊沿……——將是容易達成的。”他對不止一個新聞記者敘述了赫魯曉夫的要求以及他本人毫不退讓的決心。如果赫魯曉夫關於柏林的一番話算數的話，那麼眼下發生核戰爭的前景是非常現實的——因為肯尼迪所講的話也是算數的。赫魯曉夫仍死抱住所有那些陳舊的神話不放——如檢查就相當於搞間諜活動，西德是危險的策源地，美國是殖民主義的支持者，以及肯尼迪是華爾街的走卒等等，這也使總統感到失去信心。

對於同樣的詞——戰爭。和平、民主以及公眾意願——蘇聯人和我們的解釋截然不同。對是與非，對什麼是內政和什麼是侵略，尤其是對世界的現狀及其趨勢，我們的看法也都截然不同。

為了對付在柏林問題上可能爆發的一場核戰爭（只有不到六個月的時間來對此進行準備了），他希望記者和人民不要有任何幻想，以為他一直反對的那種自滿情緒會繼續得到寬容，或者有什麼毫不費勁的魔術可以使蘇聯的攻勢改變方向。他希望老是糾纏在他的外援和有關計劃上的國會覺醒過來，支援他的下一步行動。他希望人們不要把在維也納表面上的熱誠看作是一種新的“1955年的日內瓦精神”或是“1959年的戴維營精神”。但是他對新聞報道可能“卡得太緊”，他私下向新聞界發表的情況介紹又是那麼悲觀，而赫魯曉夫在公眾場合卻顯得那麼高興，因此不久就傳說維也納是一次蒙受創傷和挫折的經歷，赫魯曉夫對總統又是欺侮又是威嚇，而肯尼迪則垂頭喪氣、失去信心。

事實上，象好幾個記者訪問了赫魯曉夫後的報道中所說的，蘇聯主席發現肯尼迪“堅韌不拔”，尤其在柏林問題上。他私下很喜歡總統的為人、他的坦率和他的幽默感——不過他說艾森豪威爾更通情達理，而且在U－2事件之前，一直全比較容易與之相處。

實際的結果是，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談不上勝利或失敗，高興或沮喪。每一方都想探索出對方的弱點，可是全都沒有探索出來。赫魯曉夫並沒有為肯尼迪的理智和魅力所動搖，而肯尼迪本來也沒有指望能做到這一點。肯尼迪並沒有被赫魯曉夫的強硬言論所嚇倒——如果赫魯曉夫本來期望做到這一點的話，那麼他得到的是不同的結果。（他對一名記者說，“我們分手時，各人堅持著各人的看法。”）在結束冷戰方面並沒有取得進展——這是雙方早就預料到的。不過每一方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和持久的印象。每一方在有關國家的利益上都是寸步不讓的。每一方都象身為領導的人所必須做的那樣，親眼看到了他的對手的性格和爭論的性質；雙方都比以前更為清楚地認識到對方立場的堅定不移以及達成協議的重重困難。

西方聯盟

1961年年初，肯尼迪開始不僅和他的主要對手而且和大西洋聯盟中他的主要夥伴去建立個人接觸。他最先會見、最有好感和最常會見的西方領導人是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他們一共會見過七次，僅在1961年中就會見了四次。他們的看法並不總是一致的。麥克米倫比較急切地希望與赫魯曉夫舉行最高階會談，而不太熱心在西柏林搞備戰活動。一他拿不準他的政府能否贊同美國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常規部隊的計劃。而肯尼迪則知道，他的政府不會贊同英國對赤色中國的承認。總統有時不得不勸阻首相要在東西方之間扮演和平締造者的角色的想法。至少有一次，麥克米倫認為肯尼迪向以色列提供美國的隼式導彈一事，取代了英國的一次出售計劃時，曾勃然大怒，雖然不久怒氣即告平息。

然而，意見的分歧和年齡的差異並沒有妨礙這兩位領導人的友好相處。每一方都承認對方對歷史和政治，無論是國際方面的還是國內方面的，都有著深刻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