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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決定下令做好地下核試驗的準備工作，但實際上要等到不僅他自己而且全世界也都完全明白，即他已竭盡全力去締結一項條約，而蘇聯人沒有談判的誠意或實際上不願締結這樣的條約，自由世界的安全要求美國恢復核試驗時，這樣他才恢復核試驗。

在維也納和日內瓦，肯尼迪時時覺得，蘇聯人企圖促使我們首先恢復核試驗。美英兩國富有說服力的建議似乎只使得他們更為惱火。不過，在8月30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當有人問及蘇聯對美英建議不斷提出的異議時，總統還不願承認事情已毫無希望。但當天下午回到白宮後不久，他接到了嚴峻的訊息：蘇聯人已宣佈恢復大氣層核試驗。

他的第一個反應是不能公開發表的。這是他個人的憤恨，他恨蘇聯人欺騙了他，也恨他本人相信了蘇聯人。因為很顯然，他們的試驗甚至在維也納談判之前和整個日內瓦談判期間就一直在秘密進行準備了。他的第二個反應是感到異常失望，我認為，這種失望情緒比在他任期內他對蘇聯人所採取的任何其他行動所感到的失望全更為強烈。

但是氣憤和失望並不是驚慌失措。當蘇聯人在兩個月內進行了一系列巨大的爆炸以後，赫魯曉夫大肆吹噓說他們有了億萬噸級爆炸力的炸彈。俄國的軍方報紙《紅星報》說，“任何具有超級深度的掩蔽所也經不起這種武器的全面毀滅的打擊。”赫魯曉夫對兩個英國客人說，他希望使西方震驚，這樣好使他們在柏林問題和裁軍問題上作出讓步。但如果這真是他的意圖，那他註定是要失望的。

在蘇聯人宣佈恢復試驗後召開的一系列緊急會議上，肯尼迪是會議室中最鎮靜的人。他的顧問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其中包括詳談我們核優勢的一次“爐邊談話”，迅速宣佈我們自己恢復核試驗，立即爆炸一顆試驗炸彈以表明我們並非毫無準備，以及用一顆位置恰當的核彈摧毀蘇聯的核試驗場等等。但總統拒絕了所有這些答案，內心充滿著各種問題：我們的情報機構為什麼沒有覺察到他們的準備活動？他們需要試驗的是什麼型別的武器？我們能如何徹底地監聽他們的試驗？目前我們光是透過地下核試驗能不能保持我們的優勢地位？我們應該在什麼時候進行試驗，在什麼時候宣佈？

在總統看來，最有見地的一項建議就是他的美國新聞署署長愛德華·R·默羅提出的。默羅極力主張不要草率從事，以免失去這一鞏固我們在非共產黨世界的領導地位並孤立共產黨集團的機會。他說，“今天極力催促你立即恢復核試驗”的那些右派的意見，“明天就會爭論說，作出這樣的決定只不過是對蘇聯行動的又一次為時已晚的反應。”

這一系列會議的結果就是作出一種有節制的、慎重的反應，使得世界範圍內的敵對情緒大部分都轉向蘇聯人，同時並沒有放棄我們自己進行試驗的自由：

1。在8月30日當天晚上，白宮發表了一項宣告，指責蘇聯的核試驗是危及健康與和平的行動，也是他們偽善與奸詐的證據，這使美國“不得不按照自身利益的需要作出決定”。

2。下一天，在召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正式會議以後，又發表了一個宣告，稱蘇聯的行動“主要是一種原子訛詐，旨在用恐怖代替理智……不僅是試驗核裝置而且是考驗自由世界的意志和決心”。這個宣告向所有盟國保證——在隨後召開的一次全面情況介紹會上也向國會提出了保證——我們的核能力是充足的。

3。在勞動節①那個週末前前後後正式和非正式發表的各項聲羅中，我們表明億萬噸級爆炸力的炸彈“對於摧毀軍事目標是過於龐大了的”，美國如果願意的話，也能夠製造這種炸彈，但是用兩枚部署恰當的千萬噸爆炸力的炸彈就能夠取得同樣的效果。

①指美國和加拿大的勞動節，定在9月的第一個星期天。——譯者

4。9月3日，肯尼迪與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一起建議，三大國立即禁止大氣層試驗，以此向赫魯曉夫提供一個懸崖勒馬的機會。

5。9月5日，在“採取了一切通情達理的人都會認為是正當的步驟”，以及等到蘇聯的炸彈確實爆炸而使全世界人民都感到灰心失望之後，總統才下令恢復美國的地下核試驗。這些試驗幾乎立即就開始了。

6。在隨後的幾周裡，總統在同參加貝爾格萊德不結盟國家會議的發言人（這些國家戰戰兢兢地拒絕譴責蘇聯的核爆炸）的談話中，以及在向聯合國大會的講話中，指控蘇聯人“趁我們抱著誠意在日內瓦談判時……秘密準備毀滅性的新試驗”，他為美國進行地下核試驗的必要性與安全性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