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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的”辦法方面——這體現在對勞資雙方發出的一般的或特殊的警告中，在總統諮文中、在記者招待會上和發表的演說中，還體現在對勞資雙方召開的會議所發表的講話中、致勞資雙方的談判代表的信件內以及同他們的領袖私下舉行的會議上。

肯尼迪的智慧大部分表現在兩種新的手法上：

第一是藉助於總統的勞資政策諮詢委員會，它的成員來自工會、企業界和公眾。過去，這種三方組成的機構在和平時期一貫總是失敗的。這一次卻成功了，它保持下來，成為在協調勞資關係和維持工資一物價穩定方面，通向總統和為總統利用的一個有用的渠道。

第二是闡明全國的工資一物價指導方針，它是經總統批准在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擬定的第一個年度報告中宣佈的。這些指導方針是聯邦政府提出一項總的標準的第一次嘗試，公眾可以根據這個標準來衡量工資和物價的增加是否符合國家的利益。這些指導方針強調，不可能制訂出十分嚴格的規章來，它們的基本原則是承認這一事實：即勞資雙方應從較大的生產率中獲得較大的利益；由於新的技術和機器使每一工人在每一工時內能為僱主生產吏多的產品，這項節約將使利潤和工資都可以增加而不至於提高物價，甚至有可能降低物價；另一方面，用提高物價來支付高工資這種辦法，只會將負擔轉嫁到國民經濟的其他方面，結果造成了對每個人的利益都有害的通貨膨脹。這些方針當具體應用到個別工業部門或公司時，引起的爭議比解決的問題還多，不過它們是把公眾利益的觀念勇敢地注入了過去長期被忽略了的一個領域。

1963年，總統在對報刊編輯的談話中駁斥了這樣的見解，即認為有關私人工資一物價問題的決定根本與他無關。他說，如果這些決定導致了一場全國性的突然罷工，那末根據法律，這就成了他的事情。如果這些決定破壞了國際收支的平衡，那末維持我們海外的駐軍也就成為他的事情。他說，“等到事情搞糟了……如果我們再發生一次經濟衰退，美國總統就要受到責備，所以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事情。”

勞工關係

在他任職期間，這種“施加壓力的”辦法一直加以使用，並且取得了成功。在肯尼迪的任期內，平均的工資增長率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任何可比時期相比是最低的。這種增長率通常控制在“指導方針”規定的限度之內，並比我們的歐洲貿易競爭物件的工廠中當時的增長率要低。但這並不意味著勞工在肯尼迪執政時期日子很不好過。生產率的提高使非通貨膨脹性的增加工資成為可能的了，同時隨著衰退的結束，每週的工作時間又恢復了正常。因此，工廠工人的平均工資第一次提高到每週一百美元，另外美國又增加了二百七十五萬以上的男女工人，所以勞工的總收入上升到了創記錄的水平。

然而，事實仍然表明，大多數工會領袖是聽從肯尼迪的勸告的，他們的工資要求都比較適度。在一次對美國汽車工人工會講話以後，總統對我說，“這部分是出於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因素。上週我到商會去，談起我們為企業和營利正採取的各項措施——他們並不鼓掌。我到美國汽車工人工會去，告誡他們必須有所節制，要遵循指導方針，不要提出不合理的工資要求，他們卻為每句話喝彩。”

這部分是出於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因素。勞工領袖對於一位認為在和平時期可以大幅度增加工資的民主黨總統是不太習慣的。他們認識到勞工部長戈德堡有一句話是實在的，即“如果勞資雙方都認為肯尼迪政府是偏袒勞工的，那他們就錯了”。他們認識到，肯尼迪在競選運動期間曾強調指出，他的政府將“不是一個企業主的政府，不是一個勞工的政府，也不是一個農場主的政府，而是一個代表全體美國人、併力圖為他們服務的政府”，這句話他是說了算數的。但是除了少數顯著的例外（以被控告的卡車司機工會頭子吉米·霍法為首），大多數勞工領袖都把肯尼迪看作一個朋友——不是偏袒他們，而是莊嚴地、平等地對待他們的一個朋友。

在立法過程中，他們與總統和總統班子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密切。總統在方針政策方面徵求他們的意見，還邀請他們到白宮去參加各種會議和典禮。他們的姓名出現在參加國宴的賓客的名單上，並被提名擔任勞工部內外委任的職務。一位工會領袖奉派做了大使。另一位被提名為通訊衛星管理局成員，還有一位是住房管理署副署長。一位前勞工事務的律師被任命為國家最高法院法官。巴里·戈德華特曾加以引用的一份商會出版物對下列的情況表示憤慨：肯尼迪政府任用“工會幹部及其追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