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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斷言，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是不能並存的，“通貨膨脹長期以來就是經濟繁榮的同路人”，“一個繁榮的、日益增長的經濟的代價是，每年'正常'地或有控制地通貨膨脹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而'正常'通貨膨脹的替代物……是經濟停滯或明顯的衰退。”

他不贊同使經濟繼續蕭條，以便推遲反通貨膨脹的鬥爭。他也不願意緊縮長期信貸或迴避必要的開支，來對付通貨膨脹。同時，他也不贊成在和平時期實行管制或者實行管得很緊的經濟制度。挑戰是明顯的，答案卻不明確。但挑戰一定得予以答覆。正如伍德羅·威爾遜倡議建立起一個現代的貨幣和銀行制度，正如富蘭克林·羅斯福倡議採用了一套比較現實的預算政策，約翰·肯尼迪也認識到，新的國際收支問題已不允許使通貨膨脹的狀況繼續存在，於是斷定，對於在一個自由的、日益發展的經濟體制中物價仍不斷上漲這個甚至更令人困惑的問題，已經到了必須予以正視的時候了。

一旦他承擔下了義務，他就不會迴避。他同鋼鐵工業巨頭的這場戰鬥就是同這場通貨膨脹作鬥爭的主要標誌和主要轉折點。就象他在談到這場戰鬥時所說的，“大喊大鬧之後不能取得成功是沒有意義的。拿總統職務去孤注一擲，然後敗下陣來，那也是沒有意義的”。

他成功了。在肯尼迪政府期間，物價一直是穩定的，其穩定程度在其前任的任期內，或者在同一時期世界任何其他工業國家內都是無與倫比的。在戰後從衰退走向復甦的過程中，生產和收入在增加，而工業品的批發價格實際上卻下降了，這種情況還是第一次。在肯尼迪就職後三年，批發物價的指數比他就職時要低，而消費物價的指數則比較穩定，比每年2％一3％的正常通貨膨脹要低很多。國民產值、企業利潤和勞工收入都確實有了創記錄的提高，而且也沒有因為物價的任何引人注意的上升而有所減少。

這一成就雖然部分是由於自1958年以後物價一直都很穩定，部分是由於人力和物力持續有所剩餘，加上國外的競爭日益增長，但多少也由於總統的堅強領導。有一個觀察家寫道，“自從格羅弗·克利夫蘭時期以來，一個民主黨總統成功地穩定了國內美元的價格，這還是第一次。”

這些成就不是透過強加上任何直接控制的辦法來取得的，不是透過由政府代企業或勞工來規定物價和工資的辦法來取得的，也不是在沒有給肯尼迪總統同企業界和勞工界的政治關係上造成某種冷淡的情況下取得的。而這就是本章實際所要報道的事情。

正如大多數國會議員都贊同透過一些經濟措施，只要這些措施是針對著別人的州的，大多數企業界領袖和勞工領袖都反對為了對方的利益使通貨膨脹，而不反對為了自身的利益使通貨膨脹。總統運用自己職務上的威信和輿論的力量對勞資雙方所作的決定施加了壓力——他頒佈了一些經濟方針，使他們只能在這些方針所允許的範圍內制訂價格和集體議價——而且象肯尼迪1960年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的一篇講話中所說的，他認為他的職責應是一個“全國利益的積極維護者，而不是充當互相沖突的私人利益的消極的中間人”。因此，勞資雙方不時都對他表示怨恨，這是不足為奇的。

沃爾特·赫勒把總統控制工資和物價的辦法稱作“利用職權施加壓力的”辦法。肯尼迪的辦法不是以任何法令為根據，也沒有任何制裁手段予以支援。有一天，他幾乎用忌妒的口氣評論戴高樂在法國所使用的同上漲的物價作鬥爭的各種武器和控制辦法——一系列給人深刻印象的權力。這種權力使得那種認為歐洲的通貨膨脹最終會使我們的國際收支相等的論點變成了問題。但是他試圖用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努力去彌補他所缺少的法律授予的權力。

肯尼迪所作的努力一部分集中於擬出各種不同的立法提案和行政措施，其中包括向國會提出的有關消費者利益和建立一個消費者特別委員會的第一個總統諮文。政府提出的法案企圖降低住房、運輸、教育、保健、藥物、信貸和其他專案的價格，並且透過加強反托拉斯法、降低關稅和刺激小企業等辦法來增強競爭能力。司法部反托拉斯事務司以創記錄次數的檢舉起訴特別成功地打擊了定價的人，這不僅粉碎了他們的陰謀，而且也制止了其他的不軌行為。有利於“公平交易”或維持轉賣價格的法律遭到了強烈的反對。至於刺激購買新機器的賦稅規定，其目的在於促進較高的生產率，因為這樣能夠增加利潤和工資，而不致抬高物價。

但是大部分努力並不是花在立法方面，而是花在運用沒有先例的、始終不斷的、孜孜不倦的“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