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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改革法案只限制濫用開支和制裁海外的逃稅。它所遇到的困難同新的改革法案所遭到的反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每一個議員所贊同的改革方案堵塞了另一個議員所喜愛的漏洞。減稅問題甚至使支援減稅法案的人之間也發生了爭吵；爭吵的問題是究竟讓企業界還是讓低收入的集團享受這樣大的減稅份額。國會議員完全樂於把農業、軍事和其他政策交給更為內行的委員會成員去研究，而對於賦稅改革卻毫不躊躇地自認為是內行。

共和黨人把減稅稱為“歷史上最大的賭博”，並且預測失業人數不會下降。但是由於他們長期以來都談到要取消政府的嚴密管制，所以他們不能對總統提出的減稅理由進行挑剔，於是他們便對預算問題進行挑剔。我們曾經煞費苦心、但終於成功地削減了預算，以適應上面提到的總統所規定的三項限制。但是埃弗雷特·德克森稱它為“難以置信的”，克拉倫斯·坎農稱它為“荒謬的”，而查爾斯·哈勒克則說它成了“政府的勇敢談話的一個笑柄”。總統冷靜地強調說，我們不是在預算赤字和預算盈餘之間進行選擇，而是在兩種赤字之間進行選擇——一種是由於經濟增長緩慢和賦稅收入遲緩所導致的“浪費和軟弱”所造成的，一種是為了實現充分就業的經濟而“建立我們未來的經濟力量所造成的”。他說，等充分就業實現以後，我們就不會有赤字了，但是如果把減稅推遲到開支的削減數字能與之相等的時候，那就意味著要一直等到我們的人口停止增長和共產黨人停止威脅的時候才行。

這時，前任總統艾森豪威爾加入了這場爭吵，寫了一封信給哈勒克。他把“龐大的赤字、大手大腳的新開支和大幅度的減稅”這種三結合稱為“財政上的盲動”，到時候這不會通向“一個充滿大好機運的自由國家，而只會造成一個債務重重和財政混亂的大廢墟”。他贊成從肯尼迪的預算中削減一百三十億到一百五十億美元。這位前任共和黨總統在信尾對眾議院的這個共和黨領袖說，“容我強調一下，這裡所提的意見是毫無黨派影響的。”

總統沒有作出直接的答覆。但幾星期後，在回答全國報刊編輯的一個問題時，他回顧了他所制訂的預算節約措施和預算主要增加部分的必要性，然後毫不帶黨派影響地補充說：

我強烈反對有人談論的那種大規模削減預算的做法，削減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五十億美元。我想不出有什麼措施會比這個對我們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具有更大的破壞作用了。

而且我認為，主張這樣做的人在許多情況下就是使我們陷入1958年的衰退，並導致1958年的一百二十五億美元赤字，最大的……黃金和美元外流……以及1960年的衰退等問題的財政金融政策的設計者。而我們希望做得比他們好一些。

另一方面，民主黨內自由派人士則抱怨賦稅改革不夠徹底，富有的人和公司將得利大多，改革的時間太遲緩，數額也太少了。勞工發言人比較贊成能夠提供就業機會的公共工程專案，唯恐企業會利用減稅所得僅僅去增加自動化。新政人士比較贊成增加公共支出，認為總統的基本前提是與民主黨三十年來的哲學相牴觸的。

狄龍和霍奇斯手頭的一些分析資料顯示出，這項法案對企業有種種好處——對高收入階層和公司的減稅，再加上前一年給予企業的減稅所得。赫勒和勞工部長沃茨手頭還有些圖表向勞工和自由派人士說明，低收入階層從減稅中獲得的好處最大。兩種說明都是對的。不過總統強調，使用通常的階級鬥爭濫調是不適當的，他的努力不是如何分割經濟餡餅，而是如何為大家來擴大這塊餡餅。幫助企業增加利潤，就導致更多的就業機會。幫助消費者增加收入，就導致更多的銷售。

眾議院批准的關鍵在於撥款委員會主席米爾斯。他長期以來一直主張賦稅改革，可是在沒有衰退的跡象時，他對減稅又有些懷疑。總統慢慢地說服了他。開始時，米爾斯同意一個以改革賦稅為主要內容的法案，其中略加一些減稅措施，以利其透過。在法案提出時，它是一個賦稅改革及減稅的法案。作證時，它卻變成了一個減稅及賦稅改革法案。而當米爾斯最後向眾議院提出該法案時，總統得到的卻是一個以減稅為主要內容的法案，附帶作了點賦稅改革。總統也認為，更多的改革措施是早該實行的，但是這種措施甚至在米爾斯的委員會里都不能獲得透過。

威爾伯·米爾斯，如同前一年在處理貿易法“小”賦稅和其他法案時所證明的那樣，是一個極有幫助的夥伴。他為他的同事們所尊重，他對自己的工作有很豐富的知識，並且是一個細心的有計算頭腦的人。沒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