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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頓，後來在棕櫚灘度假時期召開的年度計劃會議上最後擬定出來時，內部的爭論大部分都消失了。這是一個人人都有所獲、沒有人獲得一切的典型事例。大家都同意經濟需要繁榮，許多賦稅改革專案將有助於經濟的增長，而稅率的大幅度下降則是最好的改革。由於總統堅持不能超過艾森豪威爾政府的一百二十億美元的赤字，堅持“國內民事”開支必須降低，堅持預算決不能超過一千億美元而成為報紙的頭條新聞，因此，關於改變稅率、改革賦稅、制定預算和法定的負債限額等建議，都根據彼此之間的關係作了統籌的調整和修訂。他知道如果經濟增長的話，預算一定也會增加。但是他感到對我們的經濟增長來說，賦稅法案透過的問題比之他提出一個九百八十億美元還是一個一千億美元的開支預算問題要重要得多，而且一千億美元這一數字也太引人注目，應該予以避免。

然而，當這些協議達成時，總統由於專心致力於處理古巴導彈危機，整個秋天對賦稅法案几乎仍然漠不關心。藉助於他新制定的刺激投資的納稅辦法、繼續放寬信貸以及增長的公共開支等因素，使得最初引起賦稅問題討論的經濟衰退的烏雲消散了。股票市場的行情又在上升了。經濟的增長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來說，效果仍然太慢，但是據此還難以說服國會透過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法案。

直到12月，總統才變得十分積極起來。這是由於他自己一篇講話的有力效果也對說服他起了作用。這篇講話旨在把基本稅和預算草案公諸於世，是向多數由共和黨企業主參加的一個保守團體——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的。總統認識到，經濟已經重新開始增長，如果打算再利用任何反衰退的論點作為他提出賦稅法案的理由會顯得很勉強。他打算改變一種說法，說，“我們現行的賦稅制度加重了私人收入的負擔，妨礙了私人的首創精神……從而減少了私人投資、出力和甘冒風險等方面的財政上的推動力。”這聽起來象是胡佛的聲音，但實際上卻是赫勒的說法。

在這個星期初，威爾伯·米爾斯接見一個雜誌的記者時發表的講話被解釋為他是反對任何方式的減稅，除非預算也跟著削減，而這是不可能的。但是同總統保持密切接觸的米爾斯所用的字句實際上是：“加強對增加開支的控制”。總統在經濟俱樂部發表的演說中，透露了計劃削減同防務無關的費用以及採取其他加強控制預算的辦法。

當演說快要結束時，從印度回來的肯·加爾佈雷思恰巧到白宮來訪問，他把這篇演說稱為“自麥金萊以來最具有共和黨人味道的演說”。他傾向於在正常預算增加預算之外再追加一百億美元的聯邦開支放到國民經濟中去，而不是削減一百億美元的稅收。但是總統感到，這種代替辦法在第八十八屆國會中是通不過的（並告訴加爾布雷恩，不管怎樣，他通常總感到有這位瘦長的朋友站在對立面總是有幫助的）。總統倚重的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俄克拉何馬州參議員羅伯特·克爾在進醫院前不久，也對演說提了些意見（他後來就沒有出院）。米爾斯看了這篇演說，沒有表示贊同。狄龍、赫勒和其他的人則都在裡邊補充了他們的看法。

但是最關心這篇演說的人還是總統。他不象經濟俱樂部的聽眾那麼擔心經濟政策，他心裡納罕的是，在赤字、支出和經濟繁榮都日益增長的時刻，他們怎麼會輕易接受大量減稅呢。當我們在紐約旅館內他的房間裡檢查最後一份講稿時，他說，“假如我能夠說服他們，我就能夠說服任何人。”

他確實說服了他們。這篇演說——《時代》雜誌說，聽上去很象全國製造商協會一個高階人員的演說——很受歡迎（部分原因是演說既沒有提出賦稅改革的細節，也沒有提出赤字大小的細節）。總統自己也變得更起勁了。他開始把減稅看作是對付仍然在折磨著他的持續不斷的失業的最有力的武器。在會議上，在演說中，在預算、立法計劃和國情諮文裡，他開始把重心集中在這個問題上。當他談到這個法案時，他所談的主要內容是減稅，而不是賦稅改革。

但是公眾一開始對此是漠不關心的。儘管廣大的企業界和勞工界表示支援，國會仍然一點也不熱心。如果說在前一年夏天經濟有衰退的跡象而預算（如同所提出的那樣）又是平衡的時候，國會尚且不願意透過減稅法案，那末到了1963年沒有衰退的跡象，而預算既比前一年龐大又不是平衡的時候，肯尼迪何以認為他能夠提出減稅的提議呢？幾乎每一個民主黨人都有一個較好的降低稅率的計劃。幾乎每一個共和黨人都抨擊這個預算。幾乎每一個院外集團都攻擊一項或幾項改革方案。1962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