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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了會議。

看來唯一的其他切實可行的行動將是採取新的立法措施。儘管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很早就支援總統的立場，但總統認為這是一個困難的途徑。他回憶起杜魯門強制鐵路工人復工的倒運的行動，又回顧了一下他前一天早晨的處境，不想倉促行動。鋼鐵工人工會已履行了他們的義務，總統不想採取同鋼鐵工業界對抗的行動——例如，對鋼鐵工業徵收關稅和國內賦稅的建議——因為這將減少鋼鐵工業的就業人員。正在佛羅里達州休假的財政部長狄龍，則反對目前對擬議中的投資納稅優惠辦法和折舊提成改革作任何變動。總統說，如果短期內不能撤銷漲價，他將向國會提出立法建議。他在記者招待會上的宣告並不是一項法令。

政府中的所有經濟學家將合編一份《鋼鐵實況》或《鋼鐵白皮書》，廣為分發。我們還透過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要求各民主黨州長對鋼鐵漲價表示遺憾，並要求地方鋼鐵界人士不要加入漲價行列。政府發言人奉命參加各種電視訪問節目。

在國會上，參議員凱弗維爾已對總統準備戰鬥的號召表示歡迎，並安排好由他的反托拉斯小組委員會進行一次調查。眾議院的反托拉斯小組委員會，兩院的小企業委員會，以及其他委員會和個別成員都對總統表示支援。賓夕法尼亞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和州長候選人，眾議員範·贊特和斯克蘭頓電告羅傑·布勞，鋼鐵漲價“對賓夕法尼亞州，對美國，對自由世界來說，都是錯誤的”。除了少數可以預料到的例外，全國的社評作者和專欄作家都拒絕支援漲價，而且絕大部分是支援總統的。

那天下午，布勞在記者招待會上的宣告是溫和的、採取守勢的。霍奇斯在答覆中進行了猛烈的回擊，他斥責有“一小撮人實際上是把美國鋼鐵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利堅合眾國放在第二位的”。他嘲笑了布勞的一種論點，即國外的競爭使漲價成為必要的事，他還駁斥了公司的一種託詞，即提高別人的機器成本是美國鋼鐵公司可以獲得足夠資金來使其本身機器現代化的唯一辦法。

可是當公眾繼續猛烈抨擊時，總統卻也在探索私下勸說的途徑。在這場戰鬥初期，他就曾要求他的政府中與企業界有聯絡的人員——包括霍奇斯、古德曼、赫勒、麥克納馬拉、吉爾帕特里克、福勒、狄龍、戈德堡、魯薩等人——同那些仍然保持不漲價的鋼鐵公司、有可能考慮撤銷漲價的鋼鐵公司、與鋼鐵工業有聯絡的銀行家、鋼鐵買主和鋼鐵業的律師等上述幾方面人士中他們原有的熟人進行接觸。他們不用進行威脅，也不用提出什麼引誘辦法，而是向他們指明物價穩定和較好的國際收支狀況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並且要在政府和鋼鐵公司之間建立起可靠的聯絡渠道。

這一分化瓦解策略的不少希望都寄託在芝加哥的內陸鋼鐵公司身上。該公司的總經理約瑟夫·布洛克被認為是一個“工業政治家”，在總統的勞資問題諮詢委員會任職。布洛克雖在日本，但政府還是連續不斷地打電話給內陸鋼鐵公司的其他行政人員。內陸鋼鐵公司認識到，制止國際收支和通貨膨脹的惡化是關係到國家利益的，認識到政府在幫助獲得一個反通貨膨脹的勞資協議中應起到作用，於是也認為1962年4月不是提高價格的時候，並於星期五早晨宣佈它不漲價。總統立即打電話給另一位朋友，凱澤鋼鐵公司的埃德加·凱澤，而這個小得多的公司也作了同樣的宣佈。還有另一家公司，科羅拉多燃料和鋼鐵公司也宣佈，它將來至多僅考慮對某些品種有選擇地漲價。

星期五在內閣會議室舉行的會議上，出現了一種樂觀的調子。宣佈不漲價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時還搖擺不定的阿姆科鋼鐵公司，大概擁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鋼鐵生產力，如果它們堅持不漲價，還可能使其擁有的生產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根據他在福特汽車公司工作的經驗說：“沒有一家公司願意放棄那額外的百分之十里邊的任何一宗生意。他們就不得不都把價格降低下來。”我們於是一致同意，主要的努力應該是對阿姆科鋼鐵公司施加影響。

阿瑟·戈德堡沒有參加星期五的會議，他到紐約去參加與美國鋼鐵公司行政人員舉行的三次秘密會談的最後一次。總統在開頭的怒火消失後，對向他挑戰的公司和鋼鐵工業都並不記恨。他所尋求的不是報復，而是撤銷漲價的問題。那些以比較簡單化的階級衝突觀點來看待大企業的人認為，鋼鐵業故意欺騙了他，應當予以懲罰，而不應當與之談判。但我自己的信念是，鋼鐵工業的錯誤行動——這種錯誤行動使美國總統誤解了鋼鐵工業的意圖，他很遲才知道他們將要採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