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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裡雜亂異常，他卻像是根本沒看見，站起來，走到裡屋，抬頭看著門邊的天花板，幾節舊的鐵皮煙囪還掛在那兒，沒人動過，他暗暗地出了一口氣。

陳毅那幅“大雪壓青松”，就藏在那幾截煙囪裡。紅衛兵抄家的時候，也許因為那些煙囪太髒，居然忽略了。這兩年，他一直擔心這件東西會被抄走。

1962年初到吉林來，他們帶了上百件古代字畫，都捐給了吉林省博物館。家中唯一令他珍惜的，便是這幅字了。

四年多了，一切，像一場惡夢。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靠邊站了。未久，作為“文化界黑司令”的宋振庭，被揪了出來。宋振庭長於寫雜文，以“星公”為筆名，寫了不少針砭時弊的文章，文筆犀健，頗有點魯迅的風格，蜚聲整個東北三省。這樣的人，運動一來，自然是首當其衝。北京有個“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則成了吉林的“小三家村”之首，大字報鋪天蓋地。造反派抄了宋振庭的家，從宋振庭的筆記本上，他們發現了宋振庭同陳毅的關係，於是，又大作了一番文章。直到這時，張伯駒才真正知道，他和慧素到東北來，正是陳毅同志苦心安排的。

從1966年冬天開始，張伯駒又一次成了造反派批鬥的物件。他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資本家”、“反動文人”、“封建階級的孝子賢孫”、“反對革命樣板戲的黑手”、“右派分子的頭子”、“資產階級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時炸彈”和“走資派的馬前卒”，一共八頂，可稱是洋洋大觀了。開始，他還能記得被批鬥的次數，後來，根本記不清了，完全成了個機器人。造反派來叫，跟上就走。在臺上，掛著大牌子，造反派在那裡喊口號，他在心裡背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人們講了些什麼，他一個字也聽不見。造反派組織多如牛毛，爭著以“對敵人毫不留情”來表現自己這一派的革命與正確，有幾次，連慧素也被他們拉到了臺上。

若不是有陳毅這幅字支撐著他們，他們會雙雙死去！

而且，宋振庭夫婦倆不是也被遊鬥了麼？鬥他們的場面，聽說更大呢。那可是實心實意為共產黨、為社會主義奮戰了幾十年的人呵！

他無法理解。

鬥他們這樣的人，從道理上來講，還有可以說得過去的地方。鬥宋振庭這樣的人，又是為什麼呢？

尤其看到那些平素點頭哈腰、縮肩擠笑、一臉阿諛的人，搖身一變竟成了“革命造反派”的時候，他更無法理解了。在他的心目中，“革命造反派”這個名稱，是十分神聖的。

他寧願相信這一切都是一場誤會。只有誤會，才可以解釋這一切。人與人之間不是經常發生一些誤會嗎？既然這樣，社會和國家有些誤會，又麼不可以呢？

他忽然很想把陳毅那幅字取下來。抬頭看看頂棚的煙囪，離地太高了。慧素若在家，自然沒什麼問題。當初，還是他扶著凳子，慧素站上去，把東西藏好的呢。

慧素現在會在什麼地方呢？

這問題，憋得他真想放聲大哭。

她去哪兒了，為什麼不在家裡？當右派的不是她，她歷史上也沒有反過革命。到吉林來後，一直是安分守己，當一個美術教師，與世無爭，甚至沒得罪過一個人。那麼，她去了哪兒呢？有人會把她也關起來，一關關上兩年嗎？

想象把他自己嚇壞了。

他擔心她尋了短見。這房子裡，有一股陰陰的邪氣！

於是，拿到那首詩的念頭更強烈了。他從門邊拿起一根畫竿，那是掛軸畫時用的，竿頂有個分叉的銅架。舉起畫竿，剛好探到煙囪。他用力撥了撥，吊著的煙囪悠了一下，似乎要掉下來。

他撥第二下的時候，門口響起了腳步聲。

他一慌，馬上收竿。殊不料，捆煙囪的線繩已經朽了，一下子斷了開來，幾截煙囪，砰砰咣咣地打到了他的身上。他站不穩，一下子扶住了門邊，閉上了眼睛。

“伯駒”——一個聲音衝了進來。

是慧素！

他以為聽錯了，以為是夢，罵了起來：“你幹嗎要藏起來！”

一雙手扶住了他。他覺出了那雙手的熟悉。

然後，他小心地睜開了眼睛。

他看到了一雙滿是淚水的大服。

他又閉上了眼睛。“伯駒，你……怎麼了？”是慧素，在焦灼地問。

他覺出了額角的疼，那是方才煙囪落下時打的。

“慧素？”

“伯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