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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指的是哪個部位？”阿爾賓娜眯起眼睛問道。她長著一頭金黃色的秀髮，一雙藍色的大眼睛，連名字都帶點洋味兒。

“她指的是心。”瓦倫蒂娜迅速替吉娜打圓常瓦倫蒂娜是黨員，還是個什麼官兒。

“嗨，原來是心。”阿爾賓娜失望地嘆了口氣，還悶悶地打了個哈欠。她顯然是在跟瓦倫蒂娜尋開心，其實她一聽到講故事就來神兒，一雙大眼閃閃發亮。

可瓦倫蒂娜還在堅持：“不知什麼原因，一提‘愛’這個詞，總是有人不懷好意地發笑。在我們國家裡，愛也是國家大事，因為家庭都是在愛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家庭又是組成國家的一個細胞。”

“太對了。”一直沒說話的奧爾佳插了進來。她是造船廠的工人。“我的初戀甚至牽扯到兩個國家，蘇聯和東德。”

“是嗎？快給我們講講，奧爾佳，快講講。”女人們吵鬧著，都從床上坐起來，洗耳恭聽。於是奧爾佳就講起了她的初戀。

故事之一

由奧爾佳講述。她是船廠的工人，講的是一位德國造船技工與一位蘇聯女工之間的一段富有國際色彩的羅曼史。這戀情涉及到兩國政府，結果卻以破滅而告終。

我的初戀很有些與眾不同的地方。我是海軍造船廠噴漆車間的油漆工。掙錢不少，這沒說的，可頭兒們總是跟我過不去。像公費旅遊啦，分房子啦，都沒我的份兒。為什麼呢？

就因為我和一個德國人訂了婚。當然，他是東德人，可儘管如此……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們船廠幫德國建造一艘油輪。那是一項俄德聯合工程——對不起，應該稱為“蘇德”。德國負責生產船身與機器，我們負責組裝。兩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便有一場友好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終於使油輪提前半年完工。以後的８個月就用來檢查質量上的漏洞。有時油輪上載著德國技師們開進我們廠，有時我們還在船上檢修，船就連我們一同被調回羅斯托克港。我們就這樣往返於羅斯托克與列寧格勒之間。這裡的年輕人很多，有的還相愛了。

我漸漸對一位德國技工產生了好感。他叫彼得，按我們的習慣可以叫他彼特亞。他乾淨，漂亮，嚴肅認真，還會講俄語。只有一點不太好，他信教。這在民主德國並不稀奇。也許正因為如此，後來他得知我懷孕時，他隻字不提去做流產，而是趕快跑到他們領導那裡去申請和我結婚。他的領導同意了，可我的領導卻不聽這一套。他們把我調離油輪，在黨委會、工委會等等各種委員會里動員說服我，甚至毫不客氣地講：“去把孩子做掉。我們絕不會放你走。不然你就勸你的那個老德留在蘇聯。”

可這怎麼可能呢。在羅斯托克，彼特亞有父母兄弟，還有自己的一幢帶花園的小房子；而我是個孤女，擠在集體宿舍裡祝孤零零的，一無所有。我怎麼能夠逼彼特亞離開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我能給他一個什麼樣的舒適、甜蜜的家呢？我只好跟他們挑明瞭：“你們不分給我單元房，但至少也得給我一間屋子讓我們住，這樣我才好說服他留下呀。”

“你也太聰明瞭。”他們說，“如果我們都給你們房子，那你們還不都跟老外胡搞起來了。我們沒給你們房子，你們不也懷了孩子。”

這種激烈的舌戰使我難堪，使我體力不支，在第五個月時我小產了——是個男嬰。不過我的身體還好，只是不敢寫信把流產的事告訴彼特亞，怕他萬一變心不娶我了。他在那邊為我不懈地奮鬥著，給德國和蘇聯的各有關部門寄送材料。

但這一切都是徒勞的，因為我們雙方的領導都對此有著一致的意見。到了我的預產期，彼特亞給我寄來一件貓皮大衣，還有一大包嬰兒用品，都是些稀罕的高階化纖織物，我們宿舍樓的夥伴們都跑來大開眼界。我抱著那包小衣服哭啊哭，哀嘆自己命運不濟。

後來我收到他的絕交信，他說我欺騙了他。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誰寫信告訴他關於孩子的事。或許是鄰居們出於妒嫉，從他給我的信上偷看到了地址，也可能是組織上出面了結了此事。

後來怎樣了。唉，沒什麼好說的。我和船廠的一個不錯的人結了婚。他愛喝兩盅，但其它方面還可以。當然不能同彼特亞相比。彼特亞是受過很好教育的德國人，最能理解女人的心。我只有彼特亞送我的那件大衣，好像永遠也穿不壞。

有時我會抱它大哭一場：你這個壞東西，我對它說，為什麼你不快點磨破，也好讓我把你忘掉？可我又捨不得賣掉它。那些磨不掉的回憶……“是的，真正的貓皮是穿不壞的……”尼爾婭若有所思地說。她是位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