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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第三次溫州熱在意料中來臨，並持續至今。

“拷問”溫州

專家學者時刻關注著溫州。

在溫州瑞安舉辦的“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研討會”上，王洛林、董輔、呂政、周叔蓮、張維迎、樊綱、鍾朋榮等著名學者同時會聚一堂，實不多見。正是這些著名的思想者，敏銳地發現、提煉和拷問溫州，把新生民間經濟的粒粒火種播撒到全國。

“小商品，大市場。”費孝通在1986年對溫州模式的總結至今仍然是最精當的概括。20世紀90年代他兩度重遊溫州，對比今昔，老人感慨萬千：“我的大腦皮層出現了自20世紀30年代搞江村調查後從未有過的刺激與興奮。”

吳敬璉說：“1998年，在全國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從溫州考察回來，寫了一封信給朱總理，提出應當搞活民營中小企業，朱總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語，一時間，學習溫州，發展中小企業成為風尚。之後國家經貿委主任曾培炎也到溫州，沿著我去過的企業看了一圈，調查回來後稱‘去晚了’‘嚇了一跳’‘想不到’，過後不久，國家經貿委出臺取消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政策。”

“溫州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是有競爭力的。”吳敬璉說，“支援地方中小企業群的發展，很快就會在全國形成增長級，國民經濟這盤棋就能全盤皆活。全國每年有500萬到1000萬下崗工人，溫州卻沒有下崗人員，為什麼？中小企業吸收了。溫州給我們指出了一條路，中小企業，特別是鄉鎮中小企業是吸收消化勞動力的好途徑。”他還稱，希望各地也像溫州那樣，中小企業家和其他民間力量能夠成長起來。“如果他們成長起來，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支援一個有利於大眾的改革。”

著名經濟學家杜潤生評價：“溫州經濟民辦、民營、民有、民享，它是自發的，又是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秩序。這個秩序從永嘉的農業開始，發展到溫州全境，從溫州、台州，一直擴充套件到全省，使浙江從一個資源小省變成了經濟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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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節：異想天開的生意經（1）

1999年末到2000年初，五位經濟學家相繼在經濟學界很有影響的《經濟學訊息報》上發表文章，評論比較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在業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氣候的變化，一批批思想的探索者如候鳥一般在溫州來來去去。在蔚為壯觀的“溫州熱”背後隱藏著一個問題，前去朝拜“民本經濟聖地”的人們到底能學到什麼？自1997年開始，曾經獨具個性的溫州模式被貼上了正統化的標籤，全國的市場經濟化浪潮已經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溫州模式開始失去甄別價值。

“在溫州模式的背後，隱藏著溫州人思維的無模式。”“京城四少”之一的經濟學家鍾朋榮說。思維無模式，意味著由此產生的溫州經濟模式是難以簡單複製的。但是，溫州經濟發展的基本邏輯卻存在可以複製的可能。源於草根階層的溫州民本經濟，其除舊務新、唯利是圖、自力改革的精神，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關注財富、溫州的歷史斷面和思想峰面，汲取民本、民生、民強的自覺意識，對於民本經濟相對弱小的西部諸省來說，無疑是意義重大的。在這裡，勇氣與信心是學習的第一要素。

人們有理由相信，在任何一個民生力量與改革勇氣突湧的地方，都會不斷有新的奇蹟出現。

第二章　國際玩笑：異想天開的生意經

溫州是異端的，因為溫州的歷史文化傳統就是異端的。800年前，葉適與朱熹、程灝齊名，都是儒學主流，但葉適是“異端”。儒家諸聖強調利義衝突，而葉適則要強調“以利和義”，講究經世致用，提倡功利之學。葉適說：“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有了此說，內陸城市以講究貴賤為中心的社會氛圍就不可能在溫州醞釀。溫州社會的主流從來就是以財富為中心。財富成了官民共同追逐的目標，於是殊途同歸。官有官道，民有民路，唯利是圖，有錢者尊。

“養蜂部落”南征北戰

溫州人說，我們是財富的崇拜者。溫州人的思想深處印刻著一個鮮明的觀點，擁有財富的人就有能力，有未來。

上世紀60年代，舉國上下陷入“文革”泥潭，政治口號滿天飛，全國人民熱血沸騰。而溫州人則開始了新一輪市場經濟的南征北戰。由於割資本主義尾巴，溫州小商小販只好打擦邊球——雖然各地在打擊投機倒把，但中國太大了，走村串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