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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

老龔帶頭，我們又唱起了蘇聯歌：“歌聲輕輕地盪漾在黃昏的水面上……”，那種深情與惆悵，正與眼前景色相合。有關、梁兩大美人在，我們的歌，就越發婉轉，多出了不少的內容。暮色中，兩美人明眸皓齒，極目遠方，恰是兩尊穿軍裝的“維納斯”

多年以後，我每每回憶起這一幕，都忍不住要想：幸福跟錢有關嗎？幸福跟成功有關嗎？或者，幸福跟發達有關嗎？不，都不是。幸福，只與青春有關。

這是一個人有了閱歷，才能領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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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萬沒有想到，春耕結束，劉隊長和集體戶的“蜜月期”也就結束了。他的位置，早就鞏固，用不著一幫小毛孩兒來幫助搖旗吶喊了。那麼，我們的價值，就在於在其他方面還有沒有用了。

這一點，我們應該很慚愧。我們確實沒用。農村裡用不著多少書本知識，要的是力氣和幹活兒技巧，外加一點兒狡詐。這幾樣，我們都沒有，不是就等於廢物了？

我們下鄉已有五個月，看來是沒有很快回城的跡象。這意味著，我們要常年從當地的老屯嘴裡分一碗飯了。東甸子的老屯們看清了這一點，不再為我們洋裡洋氣的“大拉鎖兒”所迷惑，為了利益，變臉了。

突然襲擊是在某個晚上的生產隊大會上發動的。開會，是為了評定工分等級。大夥逐一評價每個勞動力的表現，七嘴八舌說了一陣兒。當時農村的男勞力，每幹一天掙10分，婦女比較受歧視，一天掙6分。未成年的“半拉子”，與婦女相同，也是6分，意思是還不算男人。有極少數力氣大，農活兒好的人，每天可記12分。而生產隊長，是最特殊的，一天什麼都不幹，照拿12分。在那個“革命年代”，既有不勞而獲的隊長，也有同工不能同酬的婦女，這是後來的少壯學者們不能想象的。

不能想象的還有，每個人工分的評定，都是民主透過的，隊長不能願意給誰高分就給誰高分。民主的程式，很奇特，就是大家喊“行”或者“不行”，以分貝高的意見為準，大致還比較公平。

輪到評定集體戶時，突然冷了場。

過了好一會兒，劉隊長說：“提嘛，反正集體戶不是外人。”這句話，簡直陰險之極。只聽老龐接上就說：“我看集體戶女生幹活兒還行，給6分可以；但是男生太不著吊，幹活兒水襠尿褲，給10分太高了點兒。”

他話音剛落，就有群眾一鬨聲地喊：“對，給8分。”“8分也高，給6分。”“6分！就6分！”

老屯們自己的帳算不開，但跟我們算帳可是清楚。給了我們6分，我們就少賺了，他們就能多得。這還不算，關鍵是，這太侮辱人，等於宣判我們不過跟女人一樣。

我們想跳起來反駁，但民意實在太強大。人家也說得頭頭是道，哪一天，哪個人，坑刨淺了；哪一天，哪個人，活兒太慢，都一一道來。我們目瞪口呆，敢情這“貧下中能”都是幹間諜的出身。

最後劉隊長出來收場，他肯定了大家的意見，原則上就定6分了。其中老房、王亞奎、馮長駿活兒稍好，可給7分。眾老屯又是一陣叫好。

我們這時候才知道什麼叫“孤家寡人”，什麼叫“大勢已去”。

原來，我們被劉隊長給耍了！

社員大會開完，我們心裡像堵了塊大石頭。想想三個月前，我們是何等威風，那還是劉隊長一日不可缺少的御林軍；如今價值一失，淪落到大人小孩都來踩，連個男人都不算了。

在我們眼裡，東甸子一下就暗無天日了。回到集體戶，老龔拿起我放在炕頭的《譯文》雜誌，悶悶地亂翻。忽然看到幾首烏克蘭詩人舍甫琴科的詩，就忽地站起來，用渾厚的男中音放聲朗讀：

“我們感受到了不自由的巨大哀痛……”

他一朗讀，女生屋子的喧譁就停止了。詩寫得很好，全戶的人都在靜靜聽他讀。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這個詞的份量，有了一種要掙脫的願望。可是，外面的夜色和原野比什麼都寬廣，我們能逃到哪裡去呢？

第二天垂頭喪氣地幹了一天活兒，晚飯後，老龔、小迷糊、家軒和我出村去散步。小迷糊帶了一把京胡，就像現下“女子十二樂坊”一樣，支在腰間“吱吱咯咯”地拉。我們就這樣在京胡尖銳的伴奏下，唱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空曠無人的公路上走。西天上是一片晚霞的血紅，我們的心，也在流血。莫斯科的郊外，離我們有十萬八千里。我們的希望，又在哪裡？

這是我們走上社會以後的頭一個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