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頁)

子弟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後，諸侯王國問題基本解決，但是諸侯王的勢力依然存在，再次成為半獨立狀態的割據勢力。事實證明，武帝即位以後，決心徹底解決諸侯王分封、內亂不止的問題。

元朔二年（前127），善於“揣摩聖意”的主父偃向漢武帝進獻“推恩”之策：“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得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

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僅從元朔二年至六年（前127～123），封侯的數目就多達121人；元鼎至武帝末年（前116～前87），又有44人封侯，甚至一日之內竟有24人同時封侯。

此外，對有罪的諸侯王，則削奪其封國。僅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酎金（根據漢制，每年八月要舉行宗廟大祭，王侯必須獻黃金助祭，稱為“酎金”）不合規定為理由，就削奪了106個人的爵位。

這種“恩”、“威”並施的政策，基本上解決了漢初以來長期未得到解決的諸侯王勢力的問題。漢武帝以後，雖然諸侯王國繼續存在，但是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它已經失去漢初原有的活力了。

廣開仕途為了維護西漢王朝龐大的官僚體系，必須有一大批官吏不斷地充實到各個機構中去，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選擇官吏的辦法。漢武帝為了網羅人才，採納了董仲舒的“求賢”建議，實現了察舉制與考試相結合的選官制度。

察舉，即先行考察，再舉為官之意。它源於高祖，而明文規定則始於武帝。武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舉的兩個科目，後來混為一科。察舉的物件是通曉儒學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舉的科目除孝廉外，還有茂才、賢良方正、賢良文學、明經、明法等。

選官的另一種途徑是以博士弟子員入補官吏。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孫弘奏請，讓博士弟子員受業一年，經過“射策課試”，能通一經者就可以補文學掌故之缺，課試高第者可以任郎中。

這樣的選官制度，保證了“獨尊儒術”的推行，進一步擴大了選拔官吏的範圍，為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朝預政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加強皇帝控制朝臣的權力，二是加強朝廷控制各地的權力。而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機構來實現。漢武帝作為一位有作為的帝王，在政治體制上開設中、外朝，形成兩個官僚系統：一個是由大將軍、尚書等組成的中朝，又稱內朝或內廷，是決策機關；一個是以丞相為首的外朝，是政務機關。

中、外朝體制形成的根源在於漢初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換言之，它是君權與相權鬥爭的產物。漢初承襲秦制，以丞相輔佐皇帝，丞相權勢之大，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種形勢在漢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沒有什麼改變。他即位不久，丞相田汀�莆杖蚊獯笮」倮艫拇筧ǎ�晌餃ㄇ慍�啊：何淶鄱源聳�植宦�Ｒ蝗眨�鑀‘入宮奏事，武帝問他：“君除（任命）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僅一語便表明武帝不滿丞相權柄之重，決心削弱相權，建立中朝。

武帝透過賢良對策等方式，身邊集中了一批有才幹的近侍之臣。他們由庶僚加銜侍中、諸曹、諸吏、給事中，從而成為入侍武帝的內臣。他們名為侍從之臣，實際參與謀議，這些中朝官員的秩爵並不顯要，但是身份特殊，他們不僅參與軍國大事的謀議，有時奉命與公卿大臣論辯，以致面折廷爭而詘大臣。這種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這些小官又易於控制，從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輕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中朝預政是朝廷政治體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強了皇權對國家各方面的控制，而且大大精確了中央決策的內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時也便於眾人對武帝意圖的理解。

加強監察漢武帝統治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帝國，就必須駕馭一支龐大的官僚隊伍，使他們盡心效力，忠於職守。然而由於漢景帝以來，職官、司法制度日益廢弛，奢侈成風，吏治敗壞，結果征斂不止，民不聊生，加劇了社會危機。

建立刺史制度。元封五年（前106），漢廷正式頒行刺史制度，以便考察郡國治政，加強對地方行政的控制。朝廷將全國劃分為13個州部，每州設刺史一人，負責監察所屬郡國。刺史由朝廷派遣，秩僅六百石，屬於低階官員，但是職權很重，有權監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國相，還有地方的強宗豪右，稍後甚至可督察諸侯王。刺史受御史大夫所屬的御史中丞直接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