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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說，大清早的，王大夫已經累得快虛脫了，但“假鈔”這根筋繃得卻是筆直。就站在那裡猶豫。不停地撫摸手裡的小費。日本朋友望著王大夫猶豫的樣子，以為他嫌少，想一想，就又給了一張。還是短了一些，窄了一些。這一來王大夫就更狐疑了，又給一張是什麼意思呢？難道錢就這麼不值錢麼？王大夫拿著錢，乾脆就不動了。日本朋友也狐疑了，再一次抽出了一張。他把錢拍在王大夫的手上，順手抓住了王大夫的一個大拇指，一直送到王大夫的面前。日本人說：“幹活好！你這個這個！”王大夫捱了誇，更不好意思說什麼了，連忙道了謝。王大夫一直以為自己遭了騙，很鬱悶，還沒臉說。他把三張“小”費一直揣到下午，終於熬不住了，請一個健全人看了，是美金。滿打滿算三百個美金。王大夫的眉梢向上挑了挑，咧開嘴，好半天都沒能攏起來。

錢就是這麼瘋。一點都不講理，紅了眼了。它們一張一張的，像阿拉伯的神毯，在空中飛，在空中竄。它們上升，旋轉，翻騰，俯衝。然後，準確無誤地對準了王大夫的手指縫，一路呼嘯。王大夫差不多已經聽到了金錢詭異的引擎。它在轟鳴，伴隨著尖銳的哨音。日子過得越來越刺激，已經像戰爭了。王大夫就這樣有錢了。

王大夫在戰爭中迎來了他的“春天”。他戀愛了——這時候時光已經逼近千禧，新的世紀就要來臨了。世紀末的最後一天的晚上，小孔，一個來自蚌埠的盲姑娘，從深圳的另一側來到了火車站，她看望王大夫來了。因為沒有客人，推拿房裡寂寥得很，與千禧之年的最後一夜一點也不相稱。盲人們擁擠在推拿房的休息室裡，東倒西歪。他們也累了，都不說話，心裡頭卻在抱怨。他們在罵老闆，這樣的時候怎麼可以不放假呢？但老闆說了，這樣的時候怎麼能放假？別人的日子是白的，你們的日子是黑的。能、一樣麼？別人放假了，玩累了，你們才有機會，誰知道生意會邁著哪一條腿跨進來？等著吧！一個都不能少。推拿師們等倒是等了，可是，生意卻斷了腿了，一個都沒有進來。王大夫和小孔在休息廳裡乾坐了一會兒，無所事事。後來王大夫就輕輕地嘆息了一聲，上樓去了。小孔聽在耳朵裡，幾分鐘之後也摸到了樓梯，到樓上的推拿室裡去了。

推拿房裡更安靜。他們找到最裡邊的那間空房子，拉開門，進去了。他們坐了下來，一人一張推拿床。平日裡推拿房都是人滿為患的，從來都沒有這樣冷清過。在千禧之夜，卻意外地如此這般，叫人很不放心了。像佈置起來的。像刻意的背景。像等待。像預備。預備什麼呢？不好說了。王大夫和小孔就笑。也沒有出聲，各人笑各人的。看不見，可是彼此都知道，對方在笑。笑到後來，他們就詢問對方：“笑什麼？”能有什麼呢？反過來再問對方：“你笑什麼？”兩個人一句連著一句，一句頂著一句，問到後來卻有些油滑了，完全是輕浮與嬉戲的狀態。卻又嚴肅。離某一種可能性越來越近，完全可以再接再厲。他們只能接著笑下去。笑到後來，兩個人的腮幫子都不對勁了，有些僵。極不自然了。接著笑固然是困難的，可停止笑也不是那麼容易。慢慢地，推拿房裡的空氣有了暗示性，有了動態，一小部分已經盪漾起來了。很快，這盪漾連成了片，結成了浪。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波浪成群結隊，彼此激盪，呈現出推波助瀾的勢頭。千軍萬馬了。一會兒洶湧到這一邊兒，一會兒又洶湧到那一邊。危險的跡象很快就來臨了。為了不至於被波浪掀翻，他們的手抓住了床沿，死死地，越抓越有力，越抓越不穩。他們就這樣平衡了好長的一段時間，其實也是掙扎了好長的一段時間，王大夫終於把他們的談話引到正題上來了。他嚥了一口，問：“你——想好了吧？”小孔的臉側了過去。小孔有一個習慣，她在說話之前側過臉去往往意味著她已經有了決心。小孔抓住床，說：“我想好了。你呢？”王大夫好半天沒有說話。他一會兒笑，一會兒不笑，臉上的笑容上來了又下去，下去了又上來，折騰了三四趟，最後說：“你知道的，我不重要。主要還是你。”為了把這句話說出來，王大夫用了太長的時間。小孔一直在等。在這個漫長的等待中，小孔不停地用手指頭摳推拿床上的人造革，人造革被小孔的指頭摳得咯吱咯吱地響。聽王大夫這麼一說，小孔品味出王大夫的意思了，它的味道比“我想好了”還要好。小孔在那頭就喘。很快，整個人都發燙了。小孔突然就覺得自己的身體有了微妙的卻又是深刻的變化，是那種不攻自破的情態。小孔就從推拿床上下來了，往前走，一直走到王大夫的跟前。王大夫也站起來了，他們的雙手幾乎是在同時撫摸到了對方的臉，還有眼睛。一摸到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