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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草開了方子，退出了涵元殿。

十月二十上午，隆裕皇后來看光緒，但他僅微微睜開眼看了一看，便又昏了過去，似乎已神志不清了。

十月二十一晚五時許，光緒駕崩，時年三十八歲。

光緒死時，慈禧也病入膏肓，在神志尚清醒時，召見王公大臣，傳下一道懿旨詔溥儀繼位。

十月二十二，慈禧病逝。

僅僅相隔一天，手握權杖的中國最高兩位統治者相繼死去，引起國內外一片震驚，一時間謠言四起，說什麼的都有。光緒帝死得不明不白，又成為清宮疑案之一。

十一月初九，清王朝為年僅三歲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舉行了登基大典。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回憶道：

我被他們折騰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氣奇冷，因此當時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寶座上的時候，早超過了我的耐性程度。我父親單膝側身跪在寶座下面，雙手扶我，不叫我亂動，我卻掙扎著哭喊：“我不挨這兒，我要回家！我不挨這兒，我要回家！”

父親急得滿頭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沒完沒了，我的哭叫也越來越響。我父親只好哄我說：“別哭，別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禮結束後，文武百官走在退朝的路上，議論說：“怎麼可以說‘快完了’呢？”他們感到這是大清朝廷的不祥之兆。

二、辛亥革命

沒完沒了的失敗，無窮無盡的屈辱，人們已經厭惡帝制，希望共和；厭惡君主，渴望民主。順應這歷史的潮流，孫中山發動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推舉孫中山先生為總理，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分地權”為綱領。

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廷頒詔宣佈“仿行憲政”，先是諸大臣面奏請行憲政，但清廷諭旨：“大權統於朝廷”，“民智未開”，“數年之後，再定期限”。

可人們再也等不起了。從光緒三十三年（1907）四月到宣統三年（1911）四月，同盟會組織民眾先後在廣東黃岡、安徽安慶、浙江紹興和廣州黃花崗等地起義，但均因勢力懸殊等原因失敗了。接著，同盟會又決定在湖北武漢發動起義。

武漢向稱“九省通衢”，是當時國內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國主義侵略的重要據點和清朝反動統治的一個重心，也是資產階級革命力量發展迅速的地區和各省革命黨人聯絡的樞紐。當時武漢新軍中參加革命組織計程車兵群眾達五六千人，佔湖北新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這為武漢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加強對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領導，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在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斡旋下決定聯合行動，於9月24日組織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構，推舉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兩團體的重要骨幹劉其、彭楚藩等為軍事籌備員。他們擬定了起義的詳細計劃，推舉了武裝起義後軍政府的負責人，草擬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會領導人來鄂主持大計，同時和鄰近各省進行聯絡，策動響應。

這時，孫中山遠在海外籌款，以接濟國內的革命活動。黃興在香港接到有關湖北情況報告後，即覆函贊成在武漢發動起義，不過，他要湖北革命黨人等孫中山籌措二十萬元鉅款和購買大批槍支彈藥後發動。湖北革命黨人認為，起義時機已經成熟，“勢成騎虎”，不能等待。因為他們看到，清政府從湖北抽調大批新軍前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新軍中的革命骨幹將隨軍離去，勢必削弱湖北革命力量，於是他們堅決表示，即使“無外款接濟”，也照常起義。

湖北革命黨人原訂農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十月六日）舉行起義，由於準備不妥而延期。十月九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製造炸彈因失慎爆炸，沙俄巡捕聞聲趕來，孫武逃匿到醫院，而準備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書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設在武昌指揮起義的秘密機關又遭破壞，彭楚藩、劉其等被捕，蔣翊武逃脫。湖廣總督瑞沿下令殺害彭、劉及李洪勝三人，全城戒嚴，按照查獲的名冊搜捕革命黨人，武昌形勢頓時緊張起來，革命面臨十分嚴峻的考驗，起義活動已成“群龍無首”的狀態。但革命黨人和新軍中的革命士兵群眾，沒有畏懼退縮，在失去指揮機關的緊急情況下，自行聯絡，堅決發動了起義。

十月十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他們打死鎮壓起義的反革命軍官，幾十人衝往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