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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桂英掛帥》。京劇由重慶厲家班演出。卜道明任總招待，蔣經國為副總招待。毛澤東對京劇饒有興趣。茶話會開始時，蔣介石致歡迎詞，毛澤東致答詞。

九月十二日中午——蔣介石邀毛澤東共進午餐。午餐後，蔣介石和毛澤東進行第四次直接會談。

九月十七日中午——毛澤東赴林園與蔣介石作第五次直接會談，赫爾利在場。……除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國共兩巨頭作了五次直接會談之外，周恩來、王若飛和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等又進行了許多次會談。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各方關注桂園“何先生”的行蹤

國共雙方的每一次會談，國共雙方均有記錄在案。這記錄分兩種，一種是當場的速記，字跡顯得潦草；另一種記錄，是用小楷字工工整整寫在豎行紅格花箋紙上，顯而易見是經過整理謄抄，供各方內部傳閱及存檔用的。中共方面是由當時任毛澤東秘書的王炳南整理的；國民黨方面，則是由蔣介石秘書陳布雷整理的。如今，在北京中央檔案館存有中共方面的記錄，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陳布雷卷宗記憶體有國民黨方面的記錄，在臺灣則儲存著國民黨方面的另一份記錄。

此外，還有一種奇特的記錄，專記“何先生”每日的行蹤。這種記錄曰《情報日報》，每日呈送蔣介石。以下是《情報日報》的作者事後回憶的大致內容：

一、何先生今天×點××分到十八號。

二、上午×點有某人（男、女或外國人，包括相貌、身材、服裝、年齡），乘小轎車（汽車號碼）到十八號會何先生，於×點××分離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十八號上汽車，目送汽車走後，就慢步返回。這時街上不少人停步觀看何先生。我們向老吳提出：何先生把客送出門外，我們對何先生的安全很擔心。老吳點頭表示會意，沒有答覆。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會（寫明請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二時半，何先生接見一名新聞記者，接著又接見兩名外國記者。三時半，何先生走到花園迎接一位坐小轎車的客人，好像是事先電話約定的。

五、下午五時，何先生赴某街某號訪×××、×××，接著又赴某街某號訪友，不知名。回到十八號後，不久即離去，老吳沒有通知，我們沒有隨車護送。

內中的“十八號”，即重慶中山四路十八號，即桂園。不言而喻，“何先生”乃毛澤東；“老吳”則是毛澤東警衛副官朱學友的代號。透露這一內情的，是當年桂園的特別警衛班班長李介新。李介新，憲兵特務。當毛澤東移居桂園時，憲兵司令部特高組少校組長楊香命李介新率一個班的憲兵特務，進駐桂園，據云是奉總裁之命。當然，蔣介石此舉，也是為了確保毛澤東的安全。不管怎麼說，毛澤東畢竟是蔣介石請來的貴客。也不管怎麼說，毛澤東在重慶有個三長兩短，那賬總是要算在蔣介石頭上的。

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也對李介新的上司、憲兵第三團團長張醴泉作了如下吩咐：“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要來重慶，他在渝期間的安全責任由駐防重慶市區的憲兵第三團負責，要照校長出來時的特別警衛那樣採取保衛措施，以策安全。任務重大，你須特別注意，並準備少校官兵以備臨時靈活使用。如果需要你親自率領必要的官兵護衛毛先生時，由校長侍從室或憲兵司令部隨時電話通知。”不過，蔣介石也很注意毛澤東的行蹤，所以要李介新逐日填寫關於“何先生”的《情報日報》。起初，李介新為了弄清來訪者的姓名，在傳達室設立了會客登記簿。“老吳”發覺後，隨即關照他取消會客登記簿。所以，李介新也就在《情報日報》中寫某男某女了。李介新的《情報日報》倒是一份可貴的實錄，記載了當時毛澤東頻繁的社會交往。毛澤東在山城，確實活動頻繁，廣泛接觸各界名流。從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到中國民主同盟張瀾、章伯鈞、羅隆基、沈鈞儒、黃炎培、張申府，中國青年黨左舜生，國民黨人孫科、陳立夫、戴季陶、白崇禧，還有郭沫若、柳亞子等等，或宴請，或赴宴，或來訪，或回訪……很多人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張治中是其中一個。但張治中和蔣介石也有著深誼。

早在蔣介石當黃埔軍校校長之時，張治中便被蔣介石委任為軍官團團長。北伐時，張治中擔任蔣介石的行營主任。抗戰時，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湖南省省長。自一九三九年起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成為蔣介石身邊要人。他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兩度作為國民黨代表，參與國共談判。雖說張治中是蔣介石非常信任的人，但他在國共談判中跟周恩來建立起友誼，對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