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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計篇》、《吳子·圖國篇》等，然畢竟寥寥數語，不可能對國家用兵法則有深徹論述。《尉繚子》顯然不同，全書二十四篇，第一卷前四篇專門論述國家兵道，實際便是君王用兵的根基謀劃；其後二十篇具體兵道，也時時可見涉及廟堂運籌之總體論斷，堪稱史無前例的一部王者兵書。嬴政讀書歷來認真，邊讀邊錄，一遍讀過，幾張羊皮紙已經寫滿。《尉繚子》的精闢處已經被他悉數摘出歸納，統以“王謀兵事”四字，所列都是《尉繚子》出新之處：

王謀兵事第一：戰事勝負在人事，不在天官陰陽之學。

這是《尉繚子》不同於所有兵書的根本點——王者治軍，必以人事為根基，不能以占卜星相等神秘邪說選將治兵或預測勝負。其所列舉的事例，是第一代尉繚與魏惠王的答問。嬴政在旁批曰：“篤信鬼神，謀兵大忌也。君王以鬼神事決將運兵而能勝者，未嘗聞也！恆當戒之。”嬴政認定，這一點對於君王比對於將領更為重要。將領身處戰場，縱然相信某些望氣相地等等徵候神秘之學，畢竟只關乎一戰成敗。君王若篤信天象鬼神之說，則關乎根本目標。譬如武王伐紂，天作驚雷閃電，太卜佔為不吉，臣下紛紛主張休兵；其時太公姜尚衝進太廟踩碎龜甲，並慷慨大呼：“弔民伐罪，天下大道，何求於朽骨！”武王立即醒悟，決然當即發兵。若非如此，大約“湯武革命”便要少去一個武王了。唯其如此，君王一旦篤信神秘之學，一切務實之道都將無法實施。所以，立足人事乃君王務兵之根基。

王謀兵事第二：兵勝於朝廷。

《尉繚子》反覆陳述的邦國兵道是：治軍以富國為先，國不富而軍不威。“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顯然，這絕不是戰陣將軍視野之內的兵事，而是邦國成軍的根本國策，是以君王為軸心的廟堂之算。也就是說，朝廷謀兵的最高運籌是：國富民強，不戰而威懾天下，不得已而求戰陣。故此，一國能常勝，首先是朝廷總體謀劃之勝。

王謀兵事第三：不賴外援，自強而戰。

春秋戰國多相互攻伐，列國遇危求援而最終往往受制於人，遂成司空見慣之惡習。《尉繚子》以為，這種依賴援兵的惡癖導致了諸多邦國不思自強的痼疾。是以，尉繚提出了一個尋常兵家根本不會涉及的論斷：量國之力而戰，不求外援，更不受制於人。嬴政特意抄錄了《尉繚子》這段話：“今國之患者，以重金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而求天下助兵。名為十萬，實則數萬。且（發兵之先）其君無不囑其將：‘援兵不齊，毋做頭陣先戰。’其實，（援兵）終究不力戰……（縱然）天下諸國助我戰，何能昭吾士氣哉！”而求援與否、援兵出動之條件及對援兵的依賴程度，也是廟堂君王之決策，並非戰場將領之謀劃。嬴政在旁批下了大大十六個字：“量力而戰，是謂自強，國不自強，天亦無算！”

王謀兵事第四：農戰法治為治兵之本。

嬴政讀《尉繚子·制談第三》，連連拍案讚歎：“此說直是商君治兵也！大哉大哉！”嬴政所讚歎的，是尉繚子明確擁戴商鞅的農戰法治論。嬴政自己是《商君書》與商君秦法的忠實追隨者，對尉繚的論說自然大大生出共鳴。《尉繚子》雲：“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製為制。修我號令，明我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尉繚之論，明確兩點：一是依法治軍，是為形式；一是重農重戰，是為治軍基礎。天下自有甲兵，便有軍法，任何國家任何大軍皆然。但是，自覺地將軍法與邦國變法融為一體推行者，寥寥矣！至少在戰國兵家著述中，尉繚子史無前例。嬴政感喟不已，在旁批下兩行大字：“如此國策，將軍不能也，唯廟堂朝廷能行也，寧非君道哉！”

王謀兵事第五：民為兵事之本，戰威之源。

自有兵家，鮮有將民眾納入戰事謀劃視野者。這一點，也是尉繚子開了天下先河。“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旺盛）則鬥，氣奪則走。”基於將民眾看作戰勝之本，尉繚子提出“勵士厚民”為國家治軍之本，並據以劃分出國家強盛的四種狀態：“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嬴政讀之奮然，大筆批曰：“秦不賴民，安得長平之戰摧強趙乎！秦不賴民，安得一天下乎！王國富民，而民能為國戰，君王謀兵之大道也！”

“醍醐灌頂，尉繚子也！”嬴政一次又一次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