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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政令在實施中遠遠沒有政令本身那般徹底。真正的天下典籍，除了藏於洛陽周室的先秦史書損毀最大，可說是基本不存外，其餘百家典籍並未損毀多少。主要原因在兩處：一則是官府收藏的諸子百家典籍仍在，二則是散佈天下的民間藏書不可能被全部收繳。東漢王充的《論衡·書解篇》雲：“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通志·卷七十一》雲：“（先秦典籍之喪失）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劉大魁之《海峰文鈔·焚書辨》雲：“六經之亡，非秦亡也。（秦防儒者）

道古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語，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嘗燒也。”李斯奏對中分明說民間百家語在焚燒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諸子”之說？只能說明，這道政令在實際執行中是有著很大的彈性的。畢竟，這道政令的本質目標是與復辟暗潮相呼應的“道古非今”的政治思潮，而不是藏書本身。

其四，禁私學。春秋戰國學術繁榮以至鼎盛，私學之興起居功至偉。帝國政令禁止私學，對中國文明的殺傷力遠遠大於“焚書”與“禁議事”兩項。因為，這是從根本上遏制了文明源頭的多樣性與豐富性。私學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學弟子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於深山大澤，或得改換名目以繼續傳授學問。後世史家發掘這一方面的史料極少，只有一條記載，這便是《漢書·楚元王傳）的記載：“楚元王交，字遊……好書，多才藝。少時嘗與魯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子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

其五，立官學。所謂“以吏為師，以法為教”，根基在確立官學。立官學，是禁私學的必然補充。但從實際情形看，秦帝國之初正當戰國私學傳統極其強大之時，官學在事實上也只能是國家設立的博士學宮而已，各郡縣尚沒有興辦官學之記載。

帝國政令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要透過官學來保持國家政令的統一，來凝聚種種社會思潮。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的西方羅馬帝國也是以法令為教，以律師為傳授教習。兩大尚未相通的文明體系，在同一時期採取了本質同一的治理方式，蘊含著何等必須探究的東西，實在值得深思。

列位看官留意，公元前213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並焚燒民間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極其深遠的“焚書”事件。與其後的“坑儒”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個秦帝國，因此而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兩千餘載厚誣之下，已經無以使後人認知全貌了。人們因此而將嬴政皇帝看作暴君，而將秦帝國視作暴秦。甚或不屑於做任何歷史真相的追究了。作為一起有著深刻歷史背景，且發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書”事件在政治上的積極意義，已經被後世儒家夾雜著仇恨心理的單向價值評判所淹沒了。這種居於統治地位的單向評判，大大掩蓋了“焚書”事件的反覆闢的政治本質。在歲月流逝的長河中，一場反倒退反覆闢的政治戰役，被褊狹地演繹成了一場惡意毀滅文化的暴行。這種評判，折射著我們民族時常痙攣性發作的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刻意失察，折射著我們常常因這種刻意失察而導致的種種悲劇。至少，人們已經忘記了，“焚書”事件是帝國新政面對強大的復辟勢力被迫做出的反擊，是新文明為徹底擺脫舊時代而付出的必然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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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呂氏春秋·仲冬紀》雲：“仲冬之月……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命之曰暢月。是月也，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②　陽武博浪沙，陽武為秦縣名，大體在今開封西北。博浪沙為其時馳道路段名，大體在今開封與鄭州之間，在今河南原陽縣。博浪沙事件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韓國舊貴族張良主謀。

三、光怪陸離的鐵血儒案

博士學宮激起了巨大的波瀾。

驚蟄朝會的次日夜裡，統領學宮的文通君孔鮒逃亡了。博士僕射周青臣連夜稟報了奉常胡毋敬，兩人一起夤夜晉見皇帝。嬴政皇帝卻是淡淡一笑：“走了也好，只要儒家不生事，去留自便。”胡毋敬周青臣一時大為惶惑，秦政歷來法行如山，高懸廷尉府正堂的便是商君名言：“有功於前，不為損刑。有善於前，不為虧法。”皇帝更是從未寬恕過一個罪犯。如何有封君爵位的大臣逃亡了，皇帝竟能淡然處之？

嬴政皇帝見兩人愣怔，又是淡淡一笑道：“孔鮒並無實際職掌，其心又不在國政，走便走了。焚書也好，禁議也好，本意都在威懾而已，還能真殺這些文士了？”兩人這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出得皇城便呵呵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