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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甚？一個字，殺！”馮去疾臉色鐵青。

“不是一個字，是四個字：依法刑處。”姚賈冷冷一句。

“嘿嘿，一樣。”馮劫笑了。

“此事乃大，朕得多說兩句。”

嬴政皇帝在李斯說話時已離開座案，在空闊處轉悠著沉思著，此時回身平靜地道，“老奉常與丞相之言，與諸位之異，道出了一個大題目：治國為政，仁與不仁，容與不容，界限究竟何在？”嬴政皇帝似乎是邊想邊說，不甚流暢然卻極富力度，“先說仁與不仁。何為仁政？孔夫子一生講仁，儒家幾百年講仁，然卻從未給‘仁’一個實實在在的根基。作為國家大政，對民眾仁是仁，抑或對貴族仁是仁？天下郡縣一治民眾安居樂業是仁，抑或諸侯裂土刀兵連綿是仁？儒家從來不說。大約也不願意說。說清楚了，也就沒那個‘仁’了。法家何以反對儒家之仁？從根本上說，正是反對此等大而無當又寬泛無邊的濫仁！春秋戰國五百餘年，真正確立仁政界標者，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是商君，是韓子。不是孔子，不是孟子。商君有言，法以愛民，大仁不仁。韓子有言，嚴家無敗虜，而慈母有敗子。秦法不行救濟，不赦罪犯，看似不仁。然卻激發民眾奮發，遏制罪行膨脹，一舉而達大治，又是大仁！為政之仁，正在此等天下大仁，而不在小仁。何為大仁？說到底，四海安定，天下太平，民眾富庶，國家強盛，就是大仁。欲達大仁之境，就要摒棄儒家之濫仁。就要盪滌汙穢，清滅蠹蟲，除掉害群之馬！”

寬闊敞亮的書房靜如幽谷，嬴政皇帝的聲音持續地迴盪著。

“再說容與不容。容者，兼存也，共處也。然則，天下有善惡正邪，人眾有利害糾葛，政道有變法復辟，學派有法先王法后王。此等紛紜糾葛之下，任是國家，任是學派，果能一切皆容乎？不能也。孔子講中庸，何以不容少正卯？墨子講兼愛，何以不容暴君暴政？法家講愛民，何以不容疲民遊俠儒生？凡此等等，根源皆在一處：大道同則容，大道不同則不容。相容一切，無異於汙泥濁水，無異於毀滅文明。

今我大秦開三千年之新政，破三千年之舊制，而這棵大樹的根基，卻只能紮在腳下這方老土之中。當此之時，這棵大樹要壯盛生長，便容不得蟲蟻蛇鼠敗葉殘枝。否則，大秦的根基便會腐爛，大樹便會轟然折斷。其時也，六國貴族之復辟勢力，容得大秦新政麼？不會。決然不會！若我等君臣為彰顯相容之量，而聽任復辟言行氾濫。誤國也，誤民也，誤華夏文明也。戰國之世血流成海，淚灑成河，屍骨成山，不都是在告誡我等：復辟裂土乃千古罪人麼？儒家以治史為癖好。嬴政寧肯被儒家在史書上將嬴政寫成暴君，寫成虎狼，也絕不會用國家安危去換一個仁政虛名，絕不會用文明存亡去換一個相容，換一個海納！”

大臣們都靜靜地聽著，忘記了任何呼應。嬴政皇帝罕見地說如此長話，卻始終沒有暴躁的怒氣，始終都是平靜而有力。在靜如幽谷的大書房，嬴政皇帝轉入了最後的決斷申明：“至於如何處置儒家罪行，朕意已決：依法論罪，一人不容。何以如此？一則，大秦法行在先，觸法理當懲治。二則，儒家既不願做興盛文明之大旗，便教他做鼓譟復辟之大旗。朕要嚴懲儒家以告誡天下：任準要復辟，先得踏過大秦法治這一關。”

“陛下明斷！”六大臣奮然一聲。

老奉常胡毋敬起身深深一躬：“陛下一席話，老臣謹受教也！”

“老奉常與朕同心，國家大幸也！”嬴政皇帝笑了。

馮劫高聲道：“陛下，要震懾復辟，儒生不能用常刑！”

“噢？當用何刑？”

“坑殺！”

“為何？”

姚賈接道：“坑殺為戰場之刑，大秦反覆闢也是戰場！”

“說得好。”嬴政皇帝淡淡一笑，“再打一場反覆闢之戰。”

月亮在浮雲中優哉遊哉地飄蕩著，扶蘇卻是心急如焚。

幾日前，九原幕府接到了皇帝書房發出的國事快報，第一則便是孔府儒案處置事：經朝會議決，對涉案儒生四百餘人將行坑殺！當時，扶蘇正在陰山軍營籌劃第二次反擊匈奴之戰，一接到蒙恬訊息立即飛馬趕回了九原幕府。扶蘇一看快報大感驚愕，一時愣怔著沒了話說。蒙恬也是第一次對皇帝政令沒有了即時可否，皺著眉頭叩著書案良久沉吟。

如此默然了大約頓飯時刻，扶蘇才回過神來斷然道：“不行。我得回咸陽！”蒙恬道：“公子回去說甚？”扶蘇道：“不能殺儒生，更不能坑殺！”蒙恬道：“不好。”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