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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由殷商舊部族演變成的新諸侯。正是基於如此重大的使命，洛邑修建得器局很大，城方七百二十丈，幾乎與西周在關中的都城鎬京不相上下。論地利，洛邑南依洛水，北靠巍巍青山，是天下公認的祥瑞大吉之地。這道巍巍青山，當時叫做郟山，東周時隨著洛邑更名為洛陽洛陽更名，幾經反覆，從頭為：西周“洛邑”，東周至戰國、秦為“洛陽”，西漢改名“雒陽”（東漢同），曹魏再改回“洛陽”。據《水經注》引《魏略》，更名原因在五行國運之說，其雲：“漢火行忌水，故去其‘氵’而加‘佳’；魏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氵’。”，郟山也更名，叫做了邙山。這道邙山，東西走向，西起大河三門（峽），東至洛陽之北，莽莽數百里一道綠色屏障。邙山雖長，其文華風采卻集中在東部洛陽一段。洛陽這段邙山，時人呼為“北邙”。從東周都城遷入洛陽開始，歷代周王及公侯大臣以及外封的王族諸侯，死後幾乎都葬在了北邙。周人最重葬禮，選定的安葬地肯定是天下堪輿家尊奉的上吉之地了。於是，春秋戰國時期許多匆忙死去而來不及仔細堪輿墓地的中原諸侯，便紛紛葬在了北邙山。風習浸染，流傳後世，“北邙”已經成了墓葬之地的代稱。

唯其如此，北邙山得享赫赫大名，安葬呂不韋自然是毫無爭議。

一番秘密操持，數千賓客在洛陽北邙山隆重安葬了呂不韋夫婦主僕，一座大冢起得巍巍然山陵一般。為迷惑秦國，主葬的田氏商社與衛國使團宣稱：大墓只葬了呂不韋夫人陳渲一人，文信侯已經被迎回衛國安葬了。訊息傳開，洛陽民眾便將這座大墓呼為“呂母冢”，以致傳之後世，呂不韋陵墓仍然被叫做呂母冢。

“山東士商可恨！六國諸侯可惡！”

嬴政接報震怒不已。以法度論，縱然自裁，呂不韋也還是秦國有封地的侯爵重臣。山東士子商賈竟與列國合謀，公然在秦國郡縣以非法伎倆竊葬秦國大臣，豈非公然給秦國抹黑，置他這個秦王於恥辱境地？盛怒之下，嬴政飛車東來，路過藍田大營，親點了六千鐵騎連夜趕赴洛陽，決意依法查究竊葬事件，洗刷秦國恥辱，以正天下視聽。

“我王留步——”

將出函谷關之時，蒙武、王綰飛馬趕來了。

身為特使，親見呂不韋慘烈死去的蒙武說得很是痛心：“君上初政，此舉有失魯莽。文信侯人望甚重，不期而死，老臣亦慼慼不勝悲切，況乎呂氏舊人？門客故人憤激生疑，以致竊葬，情可鑑也。人去則了矣！我王親政已無障礙，若執意查究違法竊葬之罪，誠愈抹愈黑，王當三思也。”

年青的王綰更是坦然相向：“臣原為文信侯屬吏，本不當就此事建言，然謀國為大，臣又不得不言：目下秦國朝局半癱，吏治未整，百事待舉，徒然糾纏文信侯喪葬之事，分明因小失大，臣以為不妥。”說罷垂手而立，一副聽候處置的模樣。

嬴政臉色鐵青，卻終於一揮手回車了。

畢竟，就本心而論，嬴政沒有賜死呂不韋之意，更無威逼呂不韋自裁之心。只是在得到山東名士貴胄流水般趕赴洛陽，策動呂不韋移國就相的密報時，嬴政有了一種直覺，必須對這個曾經的仲父有所警示，也必須使呂不韋離開中原是非之地；否則，他仍然可能對秦國新政生出無端騷擾，甚至釀出後患亦未可知。基於此等思慮，嬴政才派出了與呂不韋世交篤厚的蒙武，下了那道有失厚道的王書。有意刻薄，也是嬴政從少年時便認定這個仲父闊達厚實，很少能被人刺痛說動，不重重刺上幾句，只怕他聽罷也是淡淡一笑渾不上心。及至蒙武星夜趕回稟報，業已悔之晚矣！嬴政這才覺得，自己顯然低估了呂不韋在嫪毐事變中遭受的深深頓挫，更沒有想到，這個曾經的仲父會將自己的幾句刻薄言辭看得如此之重。

就實而論，以呂不韋的巨大聲望，縱然遷徙到巴蜀之地，完全可能依舊是賓客盈門。呂不韋若堅執無休止地傳播《呂氏春秋》，嬴政縱然不能容忍，又能奈何？以戰國之風，這幾乎是必然可能發生的未來情勢。一個力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新政的國王，豈能沒有顧忌之心？若得全然沒有顧忌，除非這個享有巨大聲望以致嬴政不能像處死嫪毐那樣輕易問他死罪的曾經的仲父死了。然則，呂不韋心胸豁達，體魄厚實，豈能說死便死？呂不韋若是活得與曾祖父昭襄王一般年歲，嬴政的隱憂極可能還要再持續二十餘年。恰恰此時，呂不韋卻自己去了，使嬴政的未來隱憂以及有可能面對的最大麻煩頓時煙消雲散，可謂想也不敢想的最好結局。

這，是天意麼？

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