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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蘭機場一輛車把我們接到了科摩。在這裡我們開始了忘掉英國、增進感情的短暫假期。我向窗外望去，除了一片灰色，什麼也看不見。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我的腦子裡一片模糊，耳邊一直是另外三個人的談話。他們之所以這樣就是為了掩飾我的沉默。

“放鬆一點，託莉，”我們到旅館時，露易絲對我說。我只是站在總檯那兒，大衛在辦住宿登記手續。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放鬆一點。我為什麼不能不想那些事呢？我為什麼不能關上開關，讓腦子裡的糟糕的攪拌器停下來呢？我的腦袋裡好像裝滿了不停滴答作響的鐘。

這是一家舊式旅館，價格很貴，我們住進了湖邊帶陽臺的一個套房。忘了那些旅遊宣傳冊上蔚藍的天空吧！現在可是山區的十月。科摩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到處是老年人。我想，是的，擺脫這一切的惟一方法就是行動起來。如果我顯得很高興，也許我會真的變得開心一點。而且如果我看上去很開心，其他人也會高興。所以我真的努力讓自己開心起來，但是在這兒要想開心真是難，就好像在火葬場開派對一樣。我記得在去房間的途中，我正吃著香蕉。在我們房間外面放著一座裸體男人的塑像。因此我努力想輕鬆一些，於是把香蕉皮掛在了他的睪丸上。不管怎麼說，我大笑了。

我完全處於精神分裂的狀態。剛剛還那麼輕鬆、愉快，突然又會來個大逆轉。有時我會本能地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覺一下里面的跳動；然而，我不是感到溫暖和幸福，而是感到憤怒。儘管我的孩子還只是偏光板上一個模糊的影像，如果你預先不知道你看的是什麼的話，完全可能把它當作其他什麼東西，但是我已經像一隻雞媽媽一樣，竭盡所能地保護他。我們真的非常努力，就是為了在一起度過一段時光，但是因為其他什麼事都沒有，所以我沒辦法不想那件事。我們看不懂當地的電視，但是這沒用。那情形糟透了，一天晚上大衛說他想自殺。他和我一樣絕望；他站在陽臺上向外看，一邊在想：這一切我受夠了。

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太難了，無論對方有多確信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一點點懷疑造成的傷害的程度真叫人難以置信。在內心深處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忍不住要找他的岔子，儘管我知道他什麼也沒做。以前我對大衛深信不疑，而現在有人把疑惑裝進了我的頭腦。這就像被蚊子叮過一樣，有時不癢了，但是過了一會兒又毫無理由地癢起來，你不得不抓，哪怕你的胳膊在流血，而且你知道抓了也沒用。

度假至少對於我妹妹和斯蒂芬是不錯的，因為這暫時解決了他們之間的一些事情。

那麼所有那些認為我要大衛移居米蘭、只因為那兒有“古琦”和“普拉達”的球迷們，你們現在知道真相了。儘管義大利的那個地方很美，有山、有風景，什麼都有，可我永遠不會生活在那兒，因為我永遠不會再回科摩湖。

我們回到了英國，情況如果不是變得更糟，至少也和我們離開時一樣。我感到厭惡而且恐懼。因為科摩之行簡直是場災難，所以我們抉定試試到一個有陽光的地方度週末。就這樣接下來的星期六，比賽結束後，我們登上了去馬拉加（位於西班牙著名的陽光海岸）的航班。

不僅“馬貝拉”俱樂部裡都是些名人，而且它就靠著海灘，而海灘是對公眾開放的。因此這簡直就是一場噩夢。攝影記者躲在岩石後面、下海游泳、開車追著我們。星期天我們到波多班納斯吃飯，在那兒有人甚至拍下了我們接吻的鏡頭，而且是用那些討厭的長鏡頭拍下的特寫。

爸爸告訴我，我弟弟克里斯琴看到照片時說：“告訴維多利亞，在報紙上看見她的舌頭真是太讓人難堪了。我是她弟弟，她那麼做對我不公平。”

在所有這些惡意中傷事件中，潔芮應該最能理解我的感受，她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我本希望她一看到報紙就會給我打來電話。可她沒有。為此，我永遠都不會原諒她。其他所有的姑娘都打來了電話，甚至是身處世界另一邊的梅爾·B。她們盡力讓我明白這都是胡說八道，只不過是一幫女孩為了做模特而採用的庸俗的伎倆。

過去，潔芮總是會第一個打電話說，上帝啊，你還好嗎？

以及這事太可怕了，趕快振作起來。直到這時我才最終明白與喬治·邁克爾去飯店吃飯，正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只是為了宣傳。而我一直在說，不，不，不。但是我否認的卻是一個事實。可當我真正需要一位朋友的時候，她卻連一個電話都沒打來，那證明所有人都說對了。那時我也意識到了。

我在想，是的。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