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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文化的一分子，鍾惦斐的“權利說”在這裡就稍稍顯得有點超前或滯後甚至書生氣。

政治快感與商業慾望

由於視覺平等帶來的政治快感，同時也導致了春節聯歡晚會的商業慾望。政治快感一向是美國當代理論家弗雷德裡克·詹姆遜在《理論的意識形態》一書中提出來的，詹姆遜認為，快感，像幸福或興趣一樣，從來不可能被人的眼睛直接捕捉，而只能從旁去體驗，即事後類似副產品的某些東西。“若將快感認作一種目標，快感就不再存在，它將悄然轉換成完全不同的東西，一種激情，一種由薩特以他特有的方式讚賞過並體現在唐·胡安或赫安·雅克伯·施密特這些偉大原型中的非人的形而上的對存在的選擇”。這就把快感的感官性和審美性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層次來進行論述了，快感不只是愉悅的體驗和事後的體味，而是一種與意識形態有關的政治價值。

但春節聯歡晚會隱含的政治快感，又不是純粹主義的存在選擇，它正是詹姆遜所說的那種“政治無意識”的反應。因而這種政治的快感又是非常脆弱的，它很快又被混合到那種將空閒時間降為非常商品化的“休閒”範疇，從而取代以前最個人化的性慾閱讀快感，淪為一種商品消費形式。張明敏在春節晚會的一夜“暴紅”，很能說明這種政治快感與商業慾望的關聯。1984年，當時大陸對港臺流行歌曲的瞭解僅僅侷限於鄧麗君的“靡靡之音”，那一年的春節晚會香港的“業餘歌手”張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國心》給內地的觀眾上了一課：原來港臺歌曲不全是“腐蝕”鬥志的“情哥情妹”，流行歌曲也可以弘揚愛國主義的主旋律，人們對港臺流行歌曲一下子改變了看法。那一年到處傳唱著《我的中國心》，張明敏也成為內地知名度最高的香港歌星。雖然有很多港臺歌星對此很不屑一顧，但張明敏改變人們對港臺歌手的看法，為日後港臺歌手和流行歌曲大舉登陸內地作了一個優美而成功的鋪墊。1985年大批港臺歌手在春節晚會登堂入室，1987年費翔的《冬天裡的一把火》又將港臺流行歌曲推向了新的高潮。有意味的是，這些歌手都是以愛國歌曲或愛國者的身份得到春節聯歡晚會這一巨大盛會的確認，讓數以億計的電視觀眾獲取一種強烈的“政治快感”。可要知這些歌手們真正的企圖卻並不僅僅是愛國，更重要的是商業動機，是來宣傳推廣他們的歌帶和唱片。這也是利用觀眾的政治快感來實現他們的商業慾望。

當然，港臺流行歌曲對改變內地觀眾的審美趣味、文化思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衝擊了傳統的音樂觀念。但是港臺流行歌曲最成功的地方還是它的商業操作，在沒有春節晚會電視直播前，港臺流行歌曲雖然在廣州、深圳等沿海地區有所傳播，但輻射面非常有限，而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不僅為港臺流行歌手提供一筆可觀的入場費，更重要的是春節聯歡晚會這個帶有政治色彩的特殊形式的巨型晚會，還是一個極好的新聞釋出場所，港臺歌星在晚會的演出也成了一次極佳的廣告宣傳。這是由於春節聯歡晚會在老百姓的心中有著絕對的美譽度，因為各個地方政府、各個文藝團體總是將最好的演員、最好的節目“進貢”到中央電視臺，就像《人民日報》在百姓中有紅標頭檔案效應，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更容易產生這種“效應”。春節聯歡晚會所擁有的巨大的商業效益最初恰恰為港臺歌手所挖掘、利用，也就是在春節聯歡晚會火了之後港臺的歌星們才紛紛透過種種方式前來內地淘金。

應該說，在1985年之前，中國人的市場意識。商品意識、經濟意識也是比較淡薄的，雖不像70年代末期恥於言商，但為富不仁的教育還是根深蒂固的，人們對晚會的概念還是“文娛”的範疇。“文娛”雖是文化娛樂的簡稱，與我們今日流行的“娛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那時“文娛”是非商業性的，是繁忙工作的一種調劑，是配給制的，觀眾是不可能選擇，更不可以挑剔的，也是計劃安排的。春節聯歡晚會的產生，最初也是基於這樣的思路來設計的，但電視這個產生於20世紀後半葉的與商業結盟的魔鬼，一旦將它從所羅門的瓶子裡開啟，便難以收回。春節聯歡晚會由電視媒體來傳輸也就決定了它必然會以商業化的面目出現，也必然會走向市場化。當然，這也是由整個中國社會改革程序決定的，春節聯歡晚會也生動地記錄了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軌跡。我們在春節聯歡晚會看到越來越濃的商業氣氛，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形象。

但是，由於春節聯歡晚會本身產生於計劃經濟時代，它的經濟運作又帶有更多的政府行為和官辦商業的色彩，比如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