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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說：“請找一處兩人一桌的位子。”服務員看樣子嚇得木然不知所措。不過，他的恐懼及房間裡沉默的原因即刻就得到了答案。原來克格勃的人已在跟蹤我們，此刻就站在我們身後。他們解釋說，我們肯定不知道捕捉海豹的電影還沒結束，或許我們願意回去看看結尾。

翌日，我們坐上橫貫西伯利亞的列車，奔赴舊日西伯利亞的流放城伊爾庫茨克。我對蘇聯內地最強烈的第一印象是它無邊無垠。我們坐了3天火車，竟還沒走到橫跨全國不足一半的目的地。第一天我們是在觀賞風景中度過的。《日瓦格醫生》描繪的風景展現在我們面前。一望無際的西伯利亞，挺拔秀麗的白樺樹，還有那一群群的馴鹿。我們一邊喝著甜茶，一邊從窗玻璃裡面向外觀賞著這一切。

第二天晚上，伯尼說：“這太枯燥了。咱們去瞧瞧另一半人是怎麼過的。”於是我們溜到後面似乎是三等車廂的地方，裡面坐滿了穿著臃腫的農民。伯尼介紹說我們是美國人，他們臉上登時露出喜色。“啊，我們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勇敢的盟軍，一起打敗法西斯的戰友。”他們遞過伏特加酒瓶來。我們剛要快活一下，國家安全機器的朋友們又露面了。他們肯定地認為，我們在一等車廂更舒適。那是東德工業的優質產品。回去的路上我們經過一個包廂時，看到下了班的海關官員一邊翻一本似乎熟悉的雜誌，一邊在猥褻地狂笑。回到我們車廂後，我們才得知有位白宮研究員的《花花公子》雜誌被沒收了，據說那是蘇聯禁看的淫穢刊物。

我們在另一個軍事駐地赤塔市臨時停了一次車。附近的中蘇邊界沿線局勢緊張，一觸即發。我們被允許下車去伸展伸展腿腳，但不許出站進城。也不得拍攝照片。我們聽見一聲哨子響，那是提醒大家快回車廂，伯尼迅速清點了一下人數，發現兩個人還沒回來，就通知了阿拉·費奧多羅娃。她剛一走，我們就從車窗裡看到五六個神色不安的“乘客”在本應空無一人的站臺上踱步。直到我們失蹤的朋友出現了之後，這些俄羅斯人才上車。克格勃選派來對付我們的其他幾位就這樣亮了相。

快到伊爾庫茨克時，我們沿貝加爾湖駛過，這是歐亞大陸上最大的一片淡水水域。湖岸周圍都是工廠。冷戰結束後，我聽說這些工廠排放的汙染物破壞了世界上最豐饒的幾個養魚場。顯然，追求利潤的資本家並不是對環境的唯一威脅。

我們在伊爾庫茨克停留了一天後，俄羅斯的巨大又一次震撼了我。除了火車上那3天之外，我們又坐了7個小時的飛機才抵達莫斯科。到了此時，起初只是有吸引力的阿拉顯得讓人著迷起來。這是我們第一次乘坐蘇聯民用航空總局的飛機旅行，感覺有點像美國早期飛行觀光。飛機裡幾乎沒有暖氣。我們沿過道走時，有位乘客的腳從客艙底板陷進了行李艙。飛行員還沒坐進駕駛艙，飛機就被牽引到了跑道盡頭，對此我們有些好奇。當飛行員真的到了之後，他們也不像通常應該做的那樣開大油門試一試發動機，而是直接開足馬力起飛，就像米格…19戰鬥機陡直飛上天空要去攔截侵入蘇聯領空的入侵者一樣。後來我們瞭解到，牽引飛機是為了省油，而像火箭般猛烈起飛爬高的確是前米格…19飛行員所為，無疑是由於對過去的好時光的思戀所致。

對於一個50年代長大，第一次任職便駐守在富爾達峽谷面對著紅軍、而且曾兩次赴越南與共產黨作過戰的人來說，在冷戰期間竟站在後來一位美國總統稱之為“罪惡帝國”的心臟，著實有些怪異之感。過去25年間，美國生活中不少東西均有這位對手的烙印。美國的預算、政治、武器、外交政策、科學研究及國內優先考慮的事項，甚至於千百萬適齡服兵役的美國人的生活，受莫斯科的影響幾乎同受華盛頓的影響一樣大。如今我作為用來遏制這個巨人的美國軍事機構的一員來到這裡，站在紅場上，聽蘇聯思想庫——“美國—加拿大研究所”的精英作情況介紹。這個研究所的人似乎全講美國英語，或許還能說出全美棒球協會球賽各隊的名次呢。

我對這個國家有了一種發自肺腑的感覺，一種不僅是透過耳聞目睹，而且是透過親身接觸、感受和嗅聞得來的感覺。我感受到的是所有人，包括當時被認為是我們的死敵的俄羅斯人所共有的人性。我在火車上遇到的人，在紅場上碰見的人，還有在百貨商店擦肩而過的人都不是政治理論家。他們是與我自己的家人同樣的蘇聯人，母親為晚餐採購食品，父親在單位的收發室勞累了一天後疲勞地往家趕，孩子們想的更多的是莫斯科對基輔的足球賽前景如何，而不是如何在全球傳播馬克思主義。

與此同時，我也感覺到了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