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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在主要聯邦政府機構的關鍵部位“部長的行政助理”崗位上安插自己的人。讓那些內閣官員演講、剪綵和在《會見新聞界》節目裡露面去吧！忠於馬利克的無名助理部長們卻在處理日常工作，並且都在按照尼克松政府的意願行事。

我從馬利克教授給我上的研究生課中獲益匪淺。例如，他想在行政管理與預算局搞吐故納新，用新的“管理人員”，如從哈佛、斯坦福和沃頓等大學畢業的年輕的能人來換掉職業官僚，可是卻苦於無地方安置這些官僚。有一天，他把我叫進辦公室，向我說明了他的策略與我扮演的角色。隨後我便開始給各部門的負責官員打電話，說明我代表馬利克先生向他們通報一個好訊息：他們的權力將要擴大，目前由行政管理與預算局承擔的某些職責將要移交給他們的部門負責，他們的編制也將增加。這些官員起初的反應都是：“太好了。”編制職位多意味著經費多，經費多權力就大，這話任何一個官員都愛聽。然而，先別太高興！請讓我解釋一下：你們得到的只是職責和人員。編制職位和經費暫保留在行政管理與預算局內（我們需要把這些職位和薪水留給馬利克的年輕精英們）。各部的行政官員馬上就叫苦連天地爭辯說：“可是把你們給我們的人放在哪裡呢？……他們在我們這裡無事可做，我們也沒有錢給他們發薪金。”這時我就說：“部長助理先生，弗雷德·馬利克完全相信，你們發揮創造性，一定會找到辦法解決人員的自然削減問題的。”很快，行政管理與預算局的那些沒用的官僚就不見了，他們的辦公室和職位也空了出來，馬利克的新鮮血液輸了進來。這次經歷又使我總結了一條經驗：任何事不試著做一做就不會知道自己能做成與否。

1973年1月，白宮研究員們都聚集到中央情報局在市區的一間不起眼的辦公室裡。研究員們在這一年裡最大的冒險行動要算冬天去一趟蘇聯，而後夏天再去一趟赤色中國。等待介紹情況之時，大家都相互亂開玩笑，如說誰有可能把縮微膠捲藏在想象的某個縫隙裡，我們當中誰最有可能叛逃，等等。情況介紹是由中央情報局的一名間諜人員作的，結果很乏味。他沒有交代我們什麼情報目標，也沒有教我們如何拍攝微型照片，只是警告我們提防房間裡有切聽器，電話會被人搭線切聽，還要警惕過分柔順的蘇聯女人。

白宮研究員全由伯納德·利奧夫克中校負責管理。他集牧羊人、監護人和導遊三者於一身，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利奧夫克出生在哥倫比亞，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西班牙人。他兼有完美的軍人舉止與黑膚色者的英俊。他的履歷也絢麗多彩。伯尼（伯納德的暱稱——譯者注）是西點軍校畢業生，曾當過白宮研究員，還是優秀傘兵、無師自通的飛行員、狂熱的健身運動愛好者、會使用水下呼吸器的潛水員、奧林匹克級游泳健將。此外，他幾乎能自如地使用好幾門外語。在越南，他得了3枚銀質勳章、4枚銅質勳章和1枚紫心獎章。就是按那個年代獎章貶值的標準衡量，他也相當出色了。那年冬天，伯尼將率領我們到當時仍令人生畏的鐵幕後面去旅行。

現在我們對冷戰的苦澀記憶已相當淡薄了。但是，當我1973年冬天初次踏上蘇聯領土時，那塊土地仍很堅硬，充滿了懷疑與不信任。我們從日本乘班機從符拉迪沃斯託克北面、西伯利亞東部的哈巴羅夫斯克入境。我遇到的第一個蘇聯人員是阿拉·費奧多羅娃，蘇聯國際旅行社派給我們的導遊。她講的美國英語簡直無懈可擊，人也相當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她帶有敵對方的新奇和神秘。這位黑頭髮的俄國人，我們估計可能是克格勃。

我們被安排在哈巴羅夫斯克一家沒有星級的旅館。這座陰鬱灰暗的城市到處林立著起重機、鑽塔和大煙囪，天空總是灰濛濛的，而且冷得好像冰水澆到了背上似的。不允許我們與蘇聯人民接觸，如果我們企圖接觸，主人則表示十分不安。

我們住在旅館的頭一夜，俄羅斯人選了一部關於捕捉海豹的電影給我們看。禮堂一黑，電影就開演了。伯尼小聲對我說：“電影沒意思，咱們走。”於是我們設法溜了出去，不過沒出旅館，因為有人警告過我們不許外出。我覺得，即使允許外出，我們也不會出去，因為室外溫度是零下40℃。

我們循著音樂聲來到旅館一處類似俱樂部之類的地方。裡面似乎聚集了蘇聯東西伯利亞軍區司令部的全體高階軍官。他們都穿著軍裝，帶著妻子和女友。我和伯尼站在門口，身著藍色便服，翻領上彆著美國國旗別針，那副模樣好似失足跌進熊洞裡一般。音樂戛然而止，裡面所有的人都轉頭看我們。伯尼用俄語對服務